尾声（第3/17页）

但是也有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客人们在酒吧里讲述的这样。也许这一带也有跟他们不一样的作家。我曾经听到两个偶然来这里的陌生人热烈地讨论另外一种文学会是什么样的。谁也看不到，只能听说，因为作家已经绝望地将自己送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两个家伙是偶然闯到我们这儿的，他们没有喝“血腥玛丽”，只是喝啤酒。是的，他们很穷很可怜……身体瘦弱，是作家类的，但属于我的情人在罗马谈到的那类作家……用不着非常仔细地观察，连瞎子都会看到，他们置身于这场狂欢之外。也许他们是真正的作家，另类的作家？……也许他们是大多数，只是没有获得喘息的空间？因为，当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小声交谈时，我也听懂他们说的话，确实存在另一类作家。比方说，他们写诗，一气呵成，流在笔端，就像裴多菲[98]那样……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够肯定的是，这类作家很少到我们酒吧里来。

是啊，打鼓。那是我最想干的事，也是让我最遗憾的事。我并不是说在酒吧里当酒保有什么不好。有固定的收入，有免费的食品，还有小费。可以在这里安心地生活，直到退休。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的命运也很不错。我结识了一位富有的爱尔兰寡妇，年纪有点大了，但对我非常好……你要知道，我有汽车、住房、电视，还有一台电动割草机，放在外面的走廊上……我没有花园，但割草机是需要的，那是身份的需要。冬天时我跟未婚妻去了佛罗里达，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像过去住在蓝色海岸[99]的公爵一样。从挣钱的角度看，离开家乡是值得的。但只要我一想到艺术，心里就非常难受。如果不能搞音乐，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这样，我怀着惆怅和记忆在这里生活，就像科苏特[100]在都灵。

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艺术家都不可能忘掉艺术。我偶尔会回想起来，布达佩斯围城战之后，坐在酒吧里敲鼓，音乐从我的内心里涌出，我听从自己真正天赋的指引。酒吧几乎沦为了废墟，人们稍作打扫，腾出一块地方。有壁炉，有氛围，有拿破仑威士忌，有人民民主所需的一切。我在音乐圈里颇有名声，新贵们需要一位鼓手。工作从晚上十点钟开始，有时我回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那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接管了那个地方。酒吧的生意又红火起来。新的统治者们常去那里，他们出手大方，挥金如土。有时也会来一两个旧时代的军官，都是狡猾的老狐狸，他们攒了几个钱，现在来我们这里借酒消愁……但这只是自欺欺人，在迷幻中逃回旧日时光。一九四八年，当新的老爷们来这里享乐，情况发生了改变。终于又有了听我们演奏的人。

你问我为什么在幸运的时候却丢下一切？说来话长，老弟。我不是你这样的经济难民。有一天，我意识到我成了一位政治难民。

我可以跟你实话实说，就像亲兄弟之间那样交心。解放后……说起这个，我就觉得嘴里苦涩……直到一九四七年年底，我都没急着离开佐拉去布达佩斯。我留在那里，日子过得平安无事。我始终喜欢靠自己的本事谋生，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你明白吗？……总之，我们解放了，伯爵逃到了边境那边。他并不是坏人，只是因为他是伯爵。后来，我父亲被强制加入了农业社，他们说他是富农，因为他有四亩地，还养了一些家畜……我父亲说，伯爵也不是好人，但这样将一切颠倒过来也不好。因为，至少伯爵对我们偷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些新的老爷，这些穿皮大衣的家伙们，在一九四五年后的一天，开着一辆卡车来到我们村里，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了镇公所，软硬兼施地说服所有心怀疑虑的人加入农业社，将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社里，包括自己的和分得的财产，连家畜都要交给农业社……他们不准我们再偷，因为他们拿走了一切。他们在打人的时候大声喝道：闭嘴，现在一切都属于人民。

有一天，一位部长来到村里，他曾在莫斯科接受过培训。他是一位学者，来我们那里指挥收粮。他用文雅的词语解释他的任务。他在莫斯科过过冬，曾近距离地看到，苏联人如何在秋收的同时还消灭了几百万富农……但我父亲和其他人试图对他解释，收粮之后，他们没剩下足够的粮食可以过冬。部长坐在轿车里说，没有必要抱怨，他们应该理解，现在一切都属于人民。之后，部长在国会大厦里发表讲话，要求对农村的手工匠也进行公有化，因为铁匠、木匠、修车匠全都属于资产阶级和剥削者，因为他们用钱雇人民为他们工作，他们都是放高利贷的……我父亲是一位铁匠，一辈子钉马掌，磨犁耙。当他得知自己不是铁匠，而是向人民放高利贷的剥削者时，感到非常郁闷。他的手工业经营证被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