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4/17页）

我没办法一口气把这些讲完，兄弟。那是一段可怕的时间。我在村里有一位好友，当我们感到自由的时候，他去了布达佩斯。有一天他给我写信。以前他曾经吹过笛子，具体地说，他在伯爵的农庄里剥玉米时，吹笛子吸引女孩子们。他在信里写道，他在布达佩斯一家人民民主的酒吧里吹巴松管，叫我也去，因为需要鼓手。父亲咒骂，母亲哭泣。我心里很痛苦地离开了他们，但是艺术正在召唤我。就这样。我走了。

等一下，有客人来了。Yes, sir, two scotch on rock, sir. You are served, sir.[101]

这两个家伙都是苏格兰人。那个留八字胡的用信仰给人治病，用科学的手法，以基督教的方式。另外那个，留着络腮胡的那个，是一位尸体美容师。如果没能用科学的信仰治愈的话，尸体美容师就上阵了。他按照死者亲属们的希望为尸体美容。他们谈论客人时，我可以津津有味地听到半夜。他能弄出多种微笑。有天使的微笑，有智者的微笑，有和好的微笑……天使的微笑最昂贵，和好的微笑最便宜。每种微笑都用石蜡处理，按照价码收费。半夜，他们下班之后来到这里，十分专业地喝下三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他们都是有节制、有信仰的人。

在我们那里，在佐拉，为死者洗尸完全是另外一种工作，地位低贱。在这里则很讲究……你不用理会他们，咱们尽管聊咱们的。午夜时分，活人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刚刚下班。他们只有在需要石蜡的时候，才可能会抬眼看你。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说到，一九四七年后，我对隐姓埋名的生活感到了厌倦，我去了布达佩斯。我们乐队有四个成员，吹巴松管的，拉手风琴的，还有一位弹钢琴的和我，我是鼓手。的确，那是我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客人们全都非常民主。我不喜欢谈这些事，只要一提起来就心如刀绞。

因为有一天，我收到国家保卫局寄来的一张传票，要我在上午九点去安德拉什大街……但当时那条街叫别的名字。我要去那里的什么地方，并且写明了楼层和房间号码。我在读传票的内容时，手心紧张得冒汗。随后，我暗自揣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会来信，而会在凌晨按响门铃。因为，通常那是按门铃的时间。

我将自己的所有证明材料搜集到一起。民间音乐家证书，证明我是人民的忠实儿子。还有一张政府部门的证明信，说明我参加过抵抗运动。另外，还有我战友出具的证词，他们也都是抵抗运动分子。我还有别的种类的证明材料，但那些都是非常早期的，上面有图章和照片……不过我想，这些材料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我把早年的材料当作废纸扔到马桶里冲掉了。我有一把很老的左轮手枪，同时能上六发子弹，那是四十年代一个弟兄动身去西方留学前留在我这儿的……我把这把手枪埋在院子的角落里已经许多年了。我想，聪明的话，还是让它老老实实歇在那里，因为，万一被秘密警察搜查并找到，我会被送去坐牢的。就这样，我把要带去的材料整理好。早晨，我动身朝歌剧院方向走去。

我从歌剧院门前路过时，在广告柱上看到，今晚正好上演《罗恩格林》。噢，兄弟，我想，如果今天你被秘密警察关起来的话，你就永远看不到《罗恩格林》了。我感到很沮丧，因为作为一名音乐家，我还从没去过歌剧院呢。佐拉根本就没有这类东西，在那里，没有人会照着乐谱唱歌。但我没有办法，只能朝着六十号门牌走去。我迈着坚定的步伐往前走，没有人会想到我正应邀去六十号。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但很早就听说过它，以前叫作“忠诚之家”。嘿，哥们儿，说不定你也会被写入历史……我就这样鼓励自己。什么命运在等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有人给我设了陷阱，或是有人举报了我？我暗中盘算，如果关我六个月，应该算是幸运的。不过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小心谨慎，要注意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没有什么比在警察面前语无伦次、词不达意更糟糕的了。

我猜测，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重大的转折点。在大门口，戴着大檐帽的警卫查看了我出示的传票，然后叫我到楼上去。在那里，另一位同志让我坐在过道的长椅上。我坐下来，动作谦卑。我十分得体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确实有什么值得一看。警卫一大清早就开始换岗，看得出来，同志们连夜都在工作。所有的人都穿着制服，看上去跟三年前差不多……腰系皮带，只是袖章和军衔不同。那些面孔都似曾相识，有几个看上去像流氓无赖……似乎过去在什么地方见到过。那种感觉，就像在噩梦中看到的扭曲面孔，晚上胡吃海塞、酩酊大醉的胖子……我目瞪口呆，因为现在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这场著名的滑稽剧，被“鸭蛋脑袋”们称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