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第2/3页）

我们桌上铺着白桌布。花瓶里插有一束黄灿灿的万寿菊。桌上放着一瓶红酒。米海尔切安息日面包。亚伊尔唱了三首从幼儿园学来的安息日歌。我把烤鱼端上桌子。我们不点安息日蜡烛，米海尔认为对不守教规的人来说，点安息日蜡烛很虚伪。

米海尔给亚伊尔讲述“三六暴乱”[35]。孩子边喝东西边提出一些很聪明的问题，并以“我的话完了”作结。亚伊尔的姿势表明他很着迷。我也在听丈夫说话。一个身穿蓝外套的漂亮小姑娘想隔窗喊我，所以用小拳头敲打着玻璃。她神色惶恐。几近绝望。嘴里不住地说着什么，我听不见。她不说话了，可脸依旧贴在玻璃上。先父在每个安息日之夜都习惯对着葡萄酒和面包祈祷。我们也总点安息日蜡烛。先父不了解宗教习俗的真谛便将它们沿袭下来，直到伊曼纽尔哥哥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安息日的传统才遭到摒弃。我们对传统的尊崇很不牢固。先父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南耶路撒冷德国定居点的山坡下，一列火车在疲惫地爬行。火车头咆哮着喷吐白雾。列车驶入空空荡荡的月台。最后一次喷出的气息孤苦无助地消逝了。汽笛的最后一声长鸣打破了沉寂，但沉寂十分顽固。于是发动机投降了，屈服了，变冷了。安息日之夜。寂静的耶路撒冷。模模糊糊的期待。连鸟儿也寂静无声。或许他就站在耶路撒冷城门门口。在西洛姆果园或是恶意山上。整座城市漆黑一片。

“安息日快乐。”我冷漠地说。

儿子和丈夫大笑起来。米海尔这样说道：

“汉娜，你今天晚上好快活啊。这条绿色的新裙子多适合你啊。”

9月初，楼上那位歇斯底里的邻居格里克太太被送到一家疯人院。她屡屡犯病。一病就在院里或街上游荡，脸上一片茫然。这是位身材丰满的女人，具有一种没生过小孩的、三十八九岁女人身上那种成熟奔放的美。衣扣总是不经意地敞着，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有一天，她朝那个温柔的男孩约拉姆发作，在后院扇他的耳光，扯开他的衣服，骂他小流氓、下流坯、不正经。

9月初一个安息日的夜晚，格里克太太一把抓起两个尚在燃烧的安息日烛台，扔到丈夫脸上。格里克先生逃到我家。他瘫倒在扶手椅上，双肩不住地颤抖。米海尔放下烟斗，关掉收音机，去药店给有关部门打电话。一小时之后，白大褂儿们赶来。他们从两侧抓住病人，轻轻架着她走向救护车。她下楼时的那副样子就像依偎在情侣的臂膀中，一直唱着一支欢快的意第绪语歌。其他住户默默地站在自家门口观瞧。约拉姆下楼站在我身边。他轻声说：“戈嫩太太，戈嫩太太。”他脸色煞白。我伸手去抓他的胳膊，但中途又缩了回来。

“今天是安息日，今天是安息日。”格里克夫人走近救护车时尖叫起来。丈夫站到她面前，断断续续地说：

“没关系，杜芭，一点事儿也没有，一切都会过去，只不过是一种情绪而已，杜芭，一切都会好的。”

格里克先生瘦小的身上穿着皱巴巴的安息日服装。七零八落的胡子颤动着，好像有生命一样。

救护车开走以前，要求格里克先生签署声明书。这是一张烦琐详尽的表格。借着救护车车灯，米海尔一项一项地读着。甚至还为格里克先生填上两项，免得他亵渎了安息日。米海尔一直陪伴着他，直到街上空空如也，随即将他请到我们家喝咖啡。

这大概就是格里克先生为什么成了我们家常客的原因。

“戈嫩博士，我从邻居那儿听说您在集邮。这真是个奇妙的巧合，我在楼上有一盒邮票，我用不着，非常高兴送给您做礼物……请原谅，您不是博士？那又何妨？整个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都一律平等，上帝不喜欢的人除外。博士、下士、艺术家——大家总体上都一样，没什么差异。言归正传，我可怜的妻子杜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现在安特卫普，妹妹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写来许多信，贴有许多好看的邮票。上帝未赐给我孩子，所以要邮票也没用。我非常愿意把这些邮票送给您，戈嫩博士。作为回报，请您能赏脸让我时常光顾雅舍，这样我便可以读《希伯来大百科全书》了。跟您说，我现在正探求知识，打算把《希伯来大百科全书》通读一遍。当然不是一次读完。每次来看上几页。从我这方面，保证不打搅你们，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也不会把泥巴带进屋内，进门时一定把鞋擦得干干净净。”

这样一来，邻居就成了家里的常客。除了邮票，他还送米海尔正统派犹太教日报《观察》周末增刊，因为上面有科学栏目。从那时起，我便享受在大卫耶林街格里克店里优惠购买的特权。拉链、窗帘挂钩、扣子、搭扣、绣花线，格里克先生把所有这些送给我做礼物。我无法拒绝他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