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2页）

“没有，”我说，“我没烦。我喜欢这个样子。”

米海尔问我这样回答是否只是出于礼貌。我否认了。我求他再多讲讲他父亲。我说我喜欢他讲话时的样子。

米海尔的父亲朴素而又谦逊。他自愿牺牲晚上时间管理霍隆工人俱乐部。管理？就是摆放板凳，整理单据，复印通知，会后捡烟头。要是我们的父母能够见面或许是件好事……噢，他已经说过一遍了。他为重复此话惹我心烦表示歉意。我在大学里学什么？是考古吗？

我告诉他说，我现在住在阿赫瓦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家里。上午我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撒拉·杰尔丁幼儿园里任教，下午去听希伯来文学课。但我只是个一年级学生。

“学生和谨慎挺押韵。”米海尔力图显得机智以避免话题中断，故而耍起玩弄辞藻的把戏。但其用意却不太清楚，他想方设法再作解释。突然，他不再说话，用不太熟练的动作很恼火地点燃他那顽固的烟斗。看到他那副狼狈的样子我倒蛮开心。当时，我依然反感朋友们所崇拜的那种粗俗男人：那些壮得像笨熊、对你倾泻虚情假意的帕尔马赫人；还有那粗胳膊粗腿的拖拉机手，他们酷似从沦陷城市掳掠女人的抢劫犯，从内盖夫风尘仆仆地一路赶过来。我喜欢于一个冬天的夜晚看学生米海尔·戈嫩在阿特拉咖啡馆的窘相。

一位名学者在两个女人的陪伴下来到咖啡馆。米海尔伏在我耳边低声说出学者的名字，他的嘴唇几乎掠过了我的头发。我说：

“我现在能够看透你的心思，猜中你在想些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下面该要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从这儿离开后又该上哪儿呢？’对不对？”

米海尔像个偷糖的孩子被人抓住似的突然红了脸。

“我以前从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以前？”

米海尔若有所思地挪开空杯子。他看着我。温顺的目光深处潜藏着一种强压的轻蔑。

“直到现在。”

一刻钟后，名学者与其中一位女人离开了咖啡馆。她的朋友挪到角落的一张桌子旁点上一支烟，脸上的表情是苦涩的。

米海尔说：

“那女人嫉妒了。”

“嫉妒我们？”

“或许是你吧。”他试图掩饰自己，但因为太刻意，显得很不自在。我要是能够对他说，他的努力已经赢得我的好感，他的手指很吸引人，那该有多好。我不能讲，但我害怕沉默。我告诉米海尔，我喜欢见到耶路撒冷的名作家与名学者。这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嗜好。小时候，父亲经常在街上把他们指给我看。父亲极喜欢“世界知名”一词。他会激动地低声说，刚刚走进花店里的教授是位世界知名人士，不然就是买过东西的某个人享有国际声誉。而我只会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朝前赶路，就像来到一座陌生城市的流浪汉。我在学校读《先知书》时，想象着先知就像父亲指给我看的作家和学者。他们相貌文雅，戴着眼镜，留着整齐的白胡子，步履蹒跚，像是走在冰山的陡坡上。每每想起这些弱不禁风的老头子怒喝人类罪孽时的样子我便忍俊不禁。我想，他们义愤填膺时，声音一定干巴巴的，只能发出尖叫来。要是作家或教授光顾他在雅法路所开的那爿小店，父亲回家时的样子简直像是看到了圣灵显圣。他会庄严地重复他们随便讲出的话语，反复咀嚼，好像那些话是什么稀罕钱币。他总在那些人的话中寻找隐含的意义，因为他把人生当作一堂课，认为从中应该学到一则教义。他是个很专心的人。一个安息日的上午，父亲带我和哥哥到电影院听马丁·布伯[5]和雨果·伯格曼[6]在由和平组织援助的集会上进行的演说。我依然记得一段奇妙的插曲。我们离开讲堂时，伯格曼站在父亲面前说：“真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亲爱的利伯曼博士。对不起——您不是利伯曼博士？但是我敢肯定我们见过面。先生，您很面熟。”父亲结结巴巴。他面色苍白，好像是被指控做了什么丑事。教授也很慌乱，为他的过失致歉。或许是因为感到尴尬，教授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管怎么说，亲爱的先生，你女儿——是你女儿吧？——是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女孩子。”教授露出一丝笑意。父亲在有生之年从没忘记这段奇遇，他总是激动而欣喜地一遍遍向人讲述此事。即使坐在扶手椅里，身上穿着睡袍，眼镜高高地挂在前额上，嘴角疲倦地下垂时，父亲的那副样子也像是在倾听某种具有神秘力量的声音。“米海尔，你知道，直到现在我有时仍在想象，自己会嫁给一个注定要举世闻名的年轻学者。在台灯的灯光下，我丈夫埋头于成堆成摞的古旧德文经卷中，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往他的桌上放上一杯茶，倒空烟灰缸，轻轻地关好百叶窗，趁他不注意时悄悄离开。现在你该笑话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