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父约瑟经常说：强人几乎能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但即使最强的人也不能挑选他想做的事情。我并不属于那类强人。

米海尔和我约定当晚在本-耶胡达街的阿特拉咖啡馆见面。门外，咆哮着的暴风雨凶猛地敲击着耶路撒冷的石墙。

简朴的老规矩当时还没有失效。侍者为我们端上代用咖啡和几小纸袋白糖。米海尔借此调侃，但他的打趣并不引人发笑，因为他不是个聪明男人，也许他根本就不懂怎样讲笑话。我倒是挺喜欢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也很高兴是我使得他这么煞费苦心。正是因为我，他才超越了自我，企图逗乐别人，也让别人逗乐他自己。我九岁时还常常期望自己能长成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小时候，我总是和男孩子玩耍，总是读男孩子的书。我摔跤，踢球，爬高。我们住在郊外卡塔蒙边上的施穆埃尔村。斜坡上有一块荒地，尽是石块、蓟花和碎铁片。斜坡脚下有所住宅，住着一对双胞胎。这对双胞胎是阿拉伯人拉希德·沙哈达之子，名叫哈利利与阿兹兹。我当女王，他们当保镖；我当征服者，他们当将帅；我当探险家，他们当地头蛇；我当船长，他们当船员；我当间谍头子，他们当随从。我们一起到离家很远的街上探险，在树丛中穿来穿去，饿着肚子，喘着粗气，取笑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孩子，偷偷溜进圣西蒙修道院周围的矮树丛，嘴里嚷着英国警察的名字。追逐，逃遁，隐身，又突然冲出来。我统治着这对双胞胎。那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快感，而如今这快感离我是那么遥远。

米海尔说：

“你是个很害羞的女孩子，是不是？”

喝过咖啡后，米海尔从大衣口袋里拿出烟斗，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我身穿棕色灯芯绒裤子和一件厚厚的红毛衣。这是当时大学里女孩子们的流行装束，为的是产生一种挺随便的效果。米海尔不好意思地评论说，那天早晨穿的蓝色羊毛裙让我看上去更女孩子气，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

“你今天早晨好像也不一样。”我说。

米海尔穿着一件灰色大衣，我们坐在阿特拉咖啡馆时他也一直没脱。他的双颊刚在外面冻过，显得容光焕发。他身材瘦削，脸部棱角分明。他拿起未点燃的烟斗在桌布上来来回回勾画着，那摆弄着烟斗的手指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或许他已突然后悔对我衣服所作的评论。似乎是为了弥补过失，米海尔说他觉得我是个漂亮姑娘。说这话时，他眼睛盯着烟斗。我并不特别坚强，但是比起这个年轻人我还是要坚强一些。

“给我讲讲你自己吧。”我说。

米海尔说：

“我没在帕尔马赫[4]中打过仗。我在信号团，是卡罗马利纵队的无线电话务员。”

接着，他给我讲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鳏夫，在霍隆市的水利部门工作。

双胞胎的父亲拉希德·沙哈达是英辖耶路撒冷托管区技术部的一个职员。他是个很有教养的阿拉伯人，在陌生人面前，举止就像个侍者。

米海尔告诉我说，他父亲把收入的一大部分花在供他读书上。米海尔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只是个平庸的年轻人。比如，他常常诚惶诚恐地读米海尔的地质学课作业，总使用“科学杰作”、“十分精确”等词语加以评价。他父亲的最大愿望是想让米海尔成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为他的祖父曾在格罗德诺的希伯来教育学院讲授自然科学，人们对他祖父评价很高。米海尔的父亲想，要是这一链条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职业当作火炬的接力赛。”我说。

“但我不能对父亲说这话。”米海尔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来词语时就像人们对待易碎的名贵瓷器那样小心翼翼。现在也跟我说说你自己的家吧。”

我对他说我父亲死于1943年。“他很文静。对人讲话时好像是要抚慰他们，以换取一种他本不该得到的同情。他经销无线电和电器业务，并做简单的修理。父亲死后，妈妈到诺夫哈里姆基布兹同哥哥伊曼纽尔住在一起，晚上她同我哥嫂坐在一起喝茶，试图教他们的儿子学会懂得礼貌，因为孩子的父母属于鄙夷礼貌的一代人。白天，她把自己关在基布兹边上的一间小屋子里，读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俄文原作，用蹩脚的希伯来文给我写信，打毛衣，听收音机。我今早穿的那件你喜欢的毛衣就是母亲为我编织的。”

米海尔笑了。

“要是让你妈妈和我爸爸见见面倒是件好事。我相信他们会找到许多话题。不像我们，汉娜——坐在这里谈论父母。你烦了吗？”他急切地问，问话时他畏缩了一下，好像被他自己的问话伤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