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第2/6页）

奥伊扎尔，若不是背着双手在房前小道上快步来回行走，伸出下巴披斩眼前的空气，就会坐在角落里抽烟，口里小声哼唱，看书，要么就是一边通过放大镜观察一些植物花蕊，一边翻动植物手册。此时，汉卡甩开军人的步伐，精力充沛大踏步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拉平床垫，倒烟灰缸，并把它清洗干净。她噘起嘴唇，整理床罩，或者用彩纸剪些装饰品。多利会汪汪两声向我表示欢迎，奥伊扎尔雷鸣般的呵斥吓住了它：“你真不害臊，多利！看看你在朝谁叫唤！”或者有时：“真是的！多利！我大吃一惊！真的大吃一惊！你怎么能这样？你的声音怎么不发抖呢？这样无耻的表现只能给你自己丢脸！”

这只母狗，听到先知这一连串的愤怒，像泄了气的气球缩了回去，绝望地四处探寻地方隐藏自己的耻辱，最后钻到了床底下。

汉卡·胡尔戴向我绽开笑脸，向一个看不见的观众宣布：“瞧！看看谁来了！喝杯咖啡？蛋糕？还是一些水果？”这些选择刚一出口，仿佛魔杖一挥，咖啡、蛋糕和水果就放在了桌子上。我温顺听话，但内心里涌动着激情，我彬彬有礼地喝着咖啡，适度吃了一些水果，与汉卡和奥伊扎尔谈了一刻钟当下的一些急迫问题，如死刑，不然就是人之初确实性本善，只是被社会所毁坏，不然就是我们本来天性邪恶，只有教育能够将其改进到某种程度，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改进它。“堕落”、“优雅”、“性格”、“价值”以及“改进”等词语经常充斥于放着白色书架的典雅房间，那书架与我父母耶路撒冷家里的书架如此不同，因为这里的书架分成绘画、小雕像、化石收藏、用野花压成的拼贴艺术、精心照管的盆栽植物，角落里还有一部留声机和许多唱片。

有时，在谈论优雅、堕落、价值、自由和压迫时，伴随着忧伤的小提琴曲或唱片发出的舒缓颤抖的声音，卷毛沙伊会站在那里拉琴，背对着我们。或者罗恩会对着他的小提琴嚅动着嘴唇，瘦骨嶙峋的罗恩注，他妈妈总叫他小不点儿，最好不要企图和他说话，连你好、怎么样都不要说，因为他一贯露出羞怯的微笑，鲜少和你说上一个短句，如“很好”，或者一个长句子“没问题”。差不多就像藏在床下、等待主人怒气全消的母狗多利。

有时，我到那里时，发现三个胡尔戴家的男孩，奥伊扎尔、沙伊和罗恩坐在草地上，或坐在前廊的台阶上，像来自东欧犹太村庄里的克莱兹默小组，唱片那绵长、徘徊不去的乐音在晚间的空中飘拂，令我产生一种惬意的渴望，还有一阵令人心痛的哀愁，为自己无足轻重，为自己是他者，为世界上任何暴晒也不能把我变成他们当中真正的一员。我在他们餐桌旁永远只是乞丐，一个外来人，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不安分的小人，如果不只是一个可怜的江湖骗子。（我在《沙海无澜》的阿扎赖亚这一人物身上赋予了这种情感。）

太阳落山之际，我拿着书来到赫茨尔之家，基布兹边上的文化中心。这里有间读报室，你每天晚上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基布兹的几个老光棍，他们通过阅读日报、周刊来消磨人生，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政治论争，令我有些想起在凯里姆亚伯拉罕时，斯塔施克·鲁德尼基、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克洛赫玛尔先生、巴·伊兹哈尔和伦伯格先生的争论。（我到那里时，基布兹的老光棍几乎都是四十五岁左右了。）

在读报室的后边，还有一个房间，几乎无人问津，叫作自习室，基布兹委员会的成员有时在那里开会，有时也在那里举行各种集体活动，但多数情况下那里是空的。在一个镶玻璃面的柜子里，摆放着一排排枯燥无味、令人生厌、沾满灰尘的《青年劳动者》、《劳动妇女月刊》、《田野》、《时钟》，以及《达瓦尔年鉴》。

每天晚上，我就是去这里读书读至半夜时分，直至上下眼皮打架。也是在这里，我重新开始了创作，没有人看见，我感到羞愧，感到卑微与无足轻重，充满了自我厌恶。我离开耶路撒冷到基布兹，当然不是为了写诗写小说，而是为了获得新生，抛弃一堆堆语词，里里外外晒得黑黝黝的，成为一个农业劳动者，一个耕耘土地的人。

但很快我便明白，在胡尔达，即使最为农业（地地道道）的农业劳动者夜晚也读书，终日探讨书。当他们采摘橄榄时，他们不可开交地争论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巴枯宁，争论是实行永久革命还是在一个国家进行革命，争论在古斯塔夫·兰道尔的社会民主与平等价值和自由价值之间，以及二者与追求人的兄弟关系之间存在着的永恒冲突。在养鸡房里捡鸡蛋时，他们争论如何在乡村背景里恢复庆祝古老犹太节日的仪式。修剪一架架葡萄时，他们对现代艺术拥有不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