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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离家住进基布兹时,我写下一些决心,将其定为自己非执行不可的标准。要是我真的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必须开始在两个星期内把自己晒得黑黝黝的,使我看上去像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必须永永远远不再做白日梦;我必须更换姓氏;我必须每天洗两三次冷水澡;我必须绝对强迫自己别在夜里做那种脏事;我必须不再写诗;我必须不再喋喋不休;我必须不再讲故事——我必须以一个沉默的人出现在新地方。

后来我把条子撕得粉碎。最初四五天,我确实设法不做脏事,不唠唠叨叨。当他们问我一条毯子是否足够,或者是否愿意坐到教室靠窗的角落里时,我动动脑袋作答。当问我,是否对政治感兴趣,是否考虑参加读报小组,我回答“呃哼”。如果问起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我的回答不超过十个字,我故意迟疑几秒钟,仿佛在做深入的思考,让他们知道我属于那种矜持寡言、讳莫如深的人,具备内涵。我甚至能洗冷水澡了,尽管在男孩子浴室里迫使自己脱得精光,是一种英雄主义壮举。甚至在最初几个星期,我好像可以设法不写东西。

但不能不读东西。

每天干完活上完课后,基布兹的孩子回父母家,而外面来的寄宿者则在俱乐部里放松一下,或打打篮球。晚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跳舞,唱歌——我逃避这些活动,免得露怯。大家都离开后,我通常半裸着身子躺在宿舍前面的草地上,晒日光浴,读书读到天黑。(我十分小心,不待在空房间,不躺在空床上,因为肮脏之念,还有大量天方夜谭式的幻想在那里等待着我。)

每星期有那么一两次,我会在天黑之前对着镜子检查自己晒得怎么样,而后穿上衬衫,而后鼓起勇气,到老兵居住区,与我在基布兹的“父母”汉卡和奥伊扎尔·胡尔戴喝杯果汁,吃块蛋糕。这两位老师,都来自波兰的洛兹,年复一年主持基布兹内的文化教育生活。在小学任教的汉卡,是个漂亮丰满、精力充沛的女子,犹如发条一贯绷得紧紧的,强烈的奉献光环与香烟烟雾始终环绕在她周围。她一人肩负着诸多重任:组织犹太人过节、举行婚礼和周年纪念日、上演节目、培养质朴的无产阶级地方化传统。这一传统,按照汉卡所设想的,应融合《雅歌》风韵和新《圣经》时代土地耕作者所拥有的橄榄兼角豆荚的希伯来品位,兼济东欧的哈西德派犹太小村庄的格调,融进了东欧农民和其他自然之子粗犷豪爽的方式,后者直接从克努特·哈姆孙踩在赤脚下的“大地硕果”中撷取了天真纯洁的思想,以及神秘的生命乐趣。

至于奥扎尔或奥伊扎尔·胡尔戴,“继续教育班”或中学的负责人,则是个精干结实的男子,苦难和具有反讽意味的聪慧使他脸上布满了犹太人的皱纹。在这些痛苦的皱纹中,偶尔会悠然闪过一丝恣意顽皮的光。他身材瘦削、矮小,然而目光犀利冰冷,风度翩翩。他很有口才,擅长揶揄讽刺。他能够流露出一股脉脉温情,可以感化任何人,使之俯首帖耳,但是他也会动雷霆之怒,令周围的人产生世界末日时的恐惧。

奥伊扎尔融立陶宛《塔木德》学者的头脑敏锐与哈西德教徒充满激情唱颂的狂热于一身,突然眯起眼睛,唱起一首如醉如痴的歌,奋力冲破尘世的束缚。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奥伊扎尔·胡尔戴也许会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哈西德拉比,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创造奇迹者,置身于众多着了迷的崇拜者中。如果他选择从政,做个保民官,肯定大有可为,身后会紧紧追着一批狂热的崇拜者,也不乏对其深恶痛绝之人。但是奥伊扎尔·胡尔戴选择了当基布兹中学校长的生活。他是位毫不妥协的硬汉,好斗,飞扬跋扈,甚至暴虐无道。他能精熟详尽地讲述许多题目,近乎带有情欲般的激情,像犹太小村庄里一个云游四方的布道者,《圣经》、生物学、巴洛克音乐、文艺复兴艺术、拉比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理、鸟类学、分类学、雷高德(装有舌簧的八孔直笛),以及诸如“历史上的拿破仑及其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与艺术中的表现”等各种课程。

我忐忑不安,走进老兵居住区北边一套带有小门廊的一间半平房,房子对面是一排柏树,屋里墙上挂着莫迪里阿尼和保罗·克勒的赝品绘画,以及一幅酷似出于日本人之手的惟妙惟肖的杏花吐艳图,两把简朴的扶手椅之间有一张小型咖啡桌,桌上放着一只高高的花瓶,花瓶里几乎一向不放鲜花,而是插着格调高雅的小枝。风格朴素的浅色窗帘上绘有依稀的东方图案,令人想起德国—犹太作曲家谱写的、带有改装了的东方主义色彩的希伯来文民间歌曲,以期吸收中东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阿拉伯或《圣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