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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话？很好嘛！”

父亲回答说：

“我为此感谢你们大家。”

我们走出房间时，如某人去寄宿狗房接一只小狗，他没有照顾我的感受便对茨维说：

“来的时候，他的状况有点不好，现在显得状态极佳。”

我拖着他把整个胡尔达转了个遍。我没有费心询问他是否需要休息，我没有费心建议他洗个冷水澡，或者是问他上不上厕所，我像新兵训练基地的军士，催促我可怜的父亲，他涨红脸，气喘吁吁，一直擦汗，从羊圈到鸡场再到牛棚，再到木工房、锁匠铺，以及山顶上的橄榄油厂，我不住地向他解释基布兹的准则、农业经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基布兹对以色列取得军事胜利做出的贡献，一丝细节也没有落下。一种报复性的、无法遏制的说教热情驱使着我，我不让他说一句话，断然阻遏他想说话的尝试，我不住地说啊说。

我从儿童之家住区，拖着只剩最后一丝气力的他参观老兵住区、卫生所和教室，直至最后来到文化馆和图书馆，我们在那里找到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他的女儿尼莉几年后成了我的妻子。心地善良、面带微笑的谢夫特尔正身穿蓝色工作服坐在那里，低声哼唱一支哈西德派犹太人的歌，正用两根手指往一张蜡纸上打着什么东西。如同一条奄奄一息的鱼在最后一刻被投入水中，在酷热与尘埃中上气不接下气并被粪肥气味呛得透不过气的父亲，振奋起来，看到书和图书管理员一下子让他复活了，他开始高谈阔论。

两个未来的亲家，大约聊了十来分钟图书管理员的行话，而后谢夫特尔非常腼腆，父亲离开他，开始观看图书馆的陈设，它的每一个角落与缝隙，像一个警惕的武官用专业性的眼睛观察外国军队演习。

接着我和父亲又四处走了走。我们在汉卡和奥伊扎尔·胡尔戴家里喝咖啡吃蛋糕，是这家人主动收养了我。父亲在此全面展示了他在波兰文学方面的造诣，他审视了一下书架后，甚至用波兰语和他们活跃地交谈起来，他引用朱立安·杜维姆的诗歌，汉卡引用斯沃瓦茨基，他提到密茨凯维奇，他们则用伊瓦什凯维奇呼应，他提到莱蒙特的名字，他们则以维斯皮安斯基应和。父亲在和基布兹人交谈时就像在踮着脚尖走路，好像非常小心翼翼，以免踩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后果不堪设想。他对他们说话时温文尔雅，仿佛他把他们的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不幸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没有意识到病症究竟有多么严重，而他，从外面来的访客，发现并了解了它，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说漏了嘴，使其意识到其境况的严重性。

于是，他小心翼翼，对所看见的一切表示钦佩，流露出彬彬有礼的兴趣，问些问题（“庄稼长得怎么样？”“牲畜养得好吗？”），一再重复他的钦佩。他没有卖弄自己的学识把他们压倒，也没有使用双关语，他控制住了自己，也许他怕伤害我。

但是夜幕即将降临之际，父亲的情绪低落下来，仿佛妙语突然用尽，趣闻轶事之泉已经枯干。他问是否可以一起坐到文化馆后面的背阴长椅上，等着看落日。太阳开始落山时，他不再说话，我们默不作声并肩坐在那里。我把已自豪地长出一层金色茸毛的古铜色前臂放在椅背上，旁边是他那长着黑毛的苍白手臂。这一次，父亲没有叫我殿下或者阁下，他甚至在行动上也好像不为消除任何沉默负责。他显得那么笨拙，黯然神伤，我差点去摸他的肩膀，但是我没有。我以为他试图对我说些什么，说些重要甚至紧急的事情，但是他开不了口。我有生以来，父亲似乎第一次怕我。我原本愿意帮他，甚至代他开口说话，但是我也像他一样受到阻碍。最后他突然说：

“那么这样。”

我重复着他的话：

“这样。”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突然想起当年一起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后院坚如混凝土的地面开垦菜园的情形，我想起他用作农业器具的裁纸刀和家用榔头，他从拓荒妇女之家或劳动妇女农场里拿来幼苗，背着我在夜间栽好，弥补播种失败。

我父亲送给我他写的两本书。在《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短篇小说》一书的扉页上，他写下这样的致辞：“送给我正在养鸡的儿子，赠自父亲，（前）图书馆管理员。”而在《文学史》一书的赠言中，隐约含有责备：“送给我的阿摩司，希望他将在我们的文学中为自己开辟一席之地。”

我们睡在一间没人住的宿舍里，宿舍里有两张儿童床，一个拉帘货柜，可以挂衣服。我们摸黑脱下衣服，摸黑说了十来分钟话，谈论北约同盟和冷战，而后互道晚安，背过身去。也许，父亲像我一样，难以入睡。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了。他呼吸沉重，仿佛没有足够的空气，或仿佛他咬住牙关呼吸。自从母亲去世后，自从她在临终前几天搬到我的房间，我跑到另一个房间挨着他睡在双人床上，自从她死后的最初几个夜晚，因我惊恐万状，他不得不来睡在我房间地板上的床垫上，之后，我们从来没有睡在同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