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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夜间谈话过去了几年，梅纳赫姆·贝京及其党羽在爱迪生礼堂失去我已经七八年之久，我与大卫·本—古里安见了面。那些年里，他是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许多人把他视为“那个时代的伟人”，以色列国开国元勋，“独立战争”和“西奈战争”中的大赢家。敌人恨他，嘲弄围绕他所进行的个人崇拜，而崇拜者已经将其视为“民族之父”，是奇迹般地将大卫王、犹大·马加比、乔治·华盛顿、加里波第、犹太人中的丘吉尔乃至上帝的弥赛亚等云集一身的人物。

本—古里安不仅把自己当成政治家，而且，也许主要，当成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精神导师。他自学希腊语，为的是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涉猎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对佛教和远东思想感兴趣，深入研究斯宾诺莎学说，以至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已经当上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每逢横扫牛津那些不错的书店寻找哲学书时，都经常让头脑敏锐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相伴。有一次伯林对我说：“本—古里安煞费苦心，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依据的是两个错误，他首先错误地相信哈伊姆·魏兹曼是知识分子；其次，他还错误地相信杰伯廷斯基是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就是用这种方式，用一颗聪明的石子，无情地击中三只飞鸟。）

本—古里安总理时不时在《达瓦尔》周末增刊上就哲学问题发表冗长的理论性反思。1961年1月，有一次，他发表一篇评论，说明不可能实现人类平等，尽管他们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博爱。

鉴于我本人捍卫的是基布兹价值，我就给《达瓦尔》撰写了一个小小的回复，带着应有的谦恭与尊重，指出本—古里安先生大错特错了。注我的文章发表时，在基布兹胡尔达引发众怒。基布兹成员对我的出言不逊大光其火：“你胆敢不同意本—古里安的说法？”

然而，仅仅过了四天，天堂之门向我敞开：民族之父从高处降临，俯就发表一篇谦恭有礼洋洋洒洒的回复文章，占据了报纸的几个显著栏目，为“那个时代的伟人”辩护，抨击社会渣滓。注

同一拨基布兹人，就在两天前他们想送我去接受某种再教育，因为我出言不逊，现在却高兴得神采飞扬，忙不迭地和我握手，要么就拍拍我的后背：“呢个，你成了！你流芳百世了！你的英名有朝一日会出现在本—古里安文集的索引里！胡尔达基布兹的名字也会出现在那里，谢谢你！”

但是，奇迹时代刚刚拉开序幕。

一两天后，又打来了电话。

那电话没有打给我——我们的小房间尚无电话——电话打到了基布兹办公室。贝拉·皮，一个基布兹老成员那时碰巧在办公室，她跑来找我，苍白颤抖，就像一张纸，哆哆嗦嗦，就像刚刚看见众神的四轮马车被火舌包围，她告诉我，就像在颁布临终遗言：总—理和国防—部长召我明天早晨晋见，六点半整，在特拉维夫国防部长办公室，与总—理和国防—部长进行私人会晤，应本—古里安个人邀请。她在说总—理和国防—部长时，好像在说“当称颂的神”。

现在该轮到我苍白了。首先，我仍然穿着军装，我是一个正规军人，军队里的陆军上士，我险些害怕自己违反了某些规章制度，在报纸专栏上与我的最高统帅进行意识形态争论。其次，除笨重的铆钉军靴，我就没有一双鞋，我怎么去见总—理和国防—部长呢？穿拖鞋吗？再次，我根本就无法在早晨六点半赶到特拉维夫，胡尔达基布兹的头班车要等到七点钟才发车，直到八点半才能赶到中心汽车站。

于是我彻夜默默地祈祷降临灾难：战争、地震、心脏病发作——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关系。

四点半，我第三次擦拭我的铆钉军靴，穿上鞋子，牢牢系紧鞋带。我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便装，卡其布长裤，白衬衣，套头衫和风衣。我出门走上主路想搭车，竟然奇迹般地搭成了，晕晕乎乎，来到了国防部长办公室。它不在骇人听闻、天线林立的国防部大楼里，而是在背后的一个院落里，在一个风光迷人具有田园情调的巴伐利亚式两层小楼里，小楼红瓦墁顶，爬满了青藤，它由一个德国圣殿骑士在19世纪建成，那个圣殿骑士在雅法北部的沙地上建立起一个宁静的农业聚居区，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被英国人驱逐出境。

风度翩翩的秘书未曾注意到我的身子在抖动，嗓子眼卡住了；他简要向我布置任务，带着某种近乎亲切的热情，好像和我一起背着隔壁房间里的神明，在策划着什么。

“老人，”他开始使用充满深情的昵称，从本—古里安五十多岁起人们一般就这么称呼他，“你知道，怎么说呢，这些天热衷于长篇哲学对话。但是，他的时间，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如同金粉一样。他实际上还在自己处理所有的国事，从战争准备到与大国的关系再到邮局工人罢工。你呢，当然过二十分钟就要借故退出，这样我们可以抢救一下今天的日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