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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许明白，莉兰卡阿姨说的“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指的是父亲经常在晚上去看朋友，尽管我无法明白在鲁德尼基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挂着秃鸟和松果鸟，餐具柜后面的玻璃门后有一堆酒椰编的动物，或者在阿布拉姆斯基那可怜而失修——因为他们一直哀悼儿子，几乎顾不上打扫收拾的住宅里，她所指的玫瑰花蕊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许，我猜测在莉兰卡阿姨所说的玫瑰花蕊中有些东西不可能。也许正因如此，我不想了解，不想与父亲一丝不苟地擦鞋或他新买的须后水联系起来。

记忆欺骗了我。我现在想起曾经完全忘却了的事情。我重又想起十六岁那年发生的事，而后又再次忘记。今天早晨，我想起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前的往事，离今天有四十多年了，仿佛一轮旧月映现到窗玻璃上，又从玻璃上映现到湖面，记忆从湖面撷取的不是映像本身，映像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是这样。现在，在这里，在阿拉德，在一个秋天早上六点半，我冷不丁看到轮廓极其分明的一幅画面：1950年或1951年冬日午饭时分，天空阴云密布，我和朋友鲁里克沿着雅法路走到锡安广场附近，鲁里克轻轻捅捅我的肋骨悄悄地说，嗨，你往那边看，坐在那儿的不是你爸爸吗？咱们赶紧溜吧，免得他看见并意识到我们逃了阿维沙的课。于是我们逃之夭夭，但是离开时，我透过西海尔咖啡馆前面的玻璃，看见父亲就坐在里面，放声大笑，一个女人背朝窗子和他坐在一起，父亲抓过她一只手——她戴着一只手镯——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我从那里逃离，从鲁里克的眼前逃离，从那以后我从未完全停止逃离。

亚历山大爷爷总是亲吻年轻女士的手。父亲只是有时这么做，此外，他只是拿起她的手，弯腰看她的手表，与自己的进行比较，他几乎对每个人都那么做，手表是他的癖好。我只逃过这一次课，此次逃课专门去看在俄国大院里展出的烧毁了的埃及坦克。我永远不会再逃课了。永远不。

我恨了他两天。真丢脸。过了两天，我把恨转嫁到母亲身上，恨她患有偏头疼，装腔作势，总坐在窗前的椅子上，都怪她，因为是她自己迫使他去寻找生命迹象。而后，我恨我自己，因为我听任鲁里克的诱惑，就像《木偶奇遇记》里的狐狸和猫一样，逃阿维沙先生的课。我为什么就没有一点骨气？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影响？一个星期以后，我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只有十六岁那年，在胡尔达基布兹一个可怕的夜晚，我记起透过西海尔咖啡馆的玻璃窗看到的情形。我忘却了西海尔咖啡馆，就像完全忘却了我在上午提前放学回到家里，看见妈妈身穿法兰绒睡袍静静地坐在那里，不是坐在窗前，而是坐在外面的院子里，坐在光秃秃的石榴树下一把折叠帆布躺椅里，她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她的书像平时一样打开倒放在膝头，暴雨正在袭击着她，她一定已在冷雨中待了一两个小时，因为当我把她拉起来拖进屋里时，她浑身湿透，人已经冻僵，就像一只透湿的鸟儿永远也飞不起来了。我把妈妈拖到浴室，从她的衣橱里给她拿出干衣服，我隔着浴室的门，像大人一样指派她，命令她怎么做，她没有回答我，但是完全照我的吩咐去做，只是一点没有停止那不是微笑的微笑。我对父亲只字未提，因为妈妈用眼神让我保守秘密。对莉莉亚阿姨，我只说了这样的话：

“莉莉亚阿姨，你完全错了。我永远不会成为作家或者诗人，也不会成为学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我没有情感。情感令我厌恶。我要当个农民。我要住到基布兹里。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当个毒狗的人。用装满砷的注射器。”

春天，她稍见好转。春天的节日——树木新年注那天，国家临时议会主席哈伊姆·魏兹曼在耶路撒冷宣布立宪会议——即第一届议会开幕，早晨，妈妈穿上她那条蓝裙子，建议父亲和我跟她到特里阿扎丛林小游。我觉得她穿这件衣服举止优雅，显得很漂亮。当我们终于离开装满图书的地下室，出门走进春光时，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暖慈爱的光。父亲和她手挽着手，我稍微跑到前面一点，像只小狗崽，因为我想让他们互相说说话，也许因为我太高兴了。

妈妈做了一些奶酪三明治，里面夹着西红柿片、煮鸡蛋、红青椒和鳀鱼，父亲自己榨了一瓶不冷不热的橘子汁。我们走到丛林边上，铺了一小块油布，伸开四肢躺在上面，吮吸饱尝冬雨的松林散发出的气息。嶙峋的山坡长出一层厚厚的绿茸毛，正透过松树窥视着我们呢。我们可以看见约旦边境那边阿拉伯小村淑阿法特的房屋，尼比萨姆维尔的纤细光塔耸立在地平线上。父亲说，在希伯来语中，“丛林”一词和“聋”、“安静”、“勤勉”、“耕耘”等词意义相近，又对语言之魅力发表了一小通演说。妈妈因为情绪特好，所以又给他说了一大串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