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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尤其是你的纯真。我今生从未遇到过像你这么纯真的人。即使你已经这么大岁数，即使你拥有了各种各样的经历，你的纯真没有离你而去。永远没有。你会永远保持纯真的本色。”

还有：

“有些女人会纯真耗尽，还有一些女人，我是其中之一，喜欢纯真的男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冲动，要张开羽翼呵护他们。”

还有：

“我认为你会长成某种唠唠叨叨的小狗，像你的父亲，你也会成为一个绝对安静、封闭的人，像村中遭到农民抛弃的一口水井。和我一样。你也可以兼备这两种人的特征。我绝对相信你。我们现在编故事，好不好？我们轮着来，各编一章。我可以开始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村子，所有的居民都弃它而去。就连猫和狗，就连群鸟也抛弃了它。于是小村子年复一年保持沉寂与被弃的状态。风雨抽打着茅草屋顶，棚舍的墙壁在冰雹风雪的侵袭下噼啪作响，菜园子里植被蔓生，任凭树木和矮丛自由生长，无人修剪，越来越浓密。一个秋天的晚上，一个迷路的行人来到这个遭遗弃的小村庄。他犹豫着敲打第一间棚舍的门，好了……你接着往下讲好吗？”

在她去世前两年，在1949年和1950年之交的冬天，她开始经常头疼。她经常感冒，嗓子剧痛，即便病好了，也去不掉偏头疼的毛病。她把椅子放在窗户附近，身穿蓝色的法兰绒睡袍，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雨，打开的书倒放在膝头，但与其说她在看书，不如说她在用手指嗒嗒地敲打着书的封面。她连续一两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雨，或者看湿漉漉的鸟儿，十个手指不断地在书上敲击，仿佛在钢琴上一遍遍弹奏着同一段曲子。

逐渐，她不得不减轻家务。然而她仍然设法把餐具收拾停当，洗干净，扔掉所有的纸片和碎屑。她依旧每天打扫房间，每隔两三天擦拭一遍地板。但是她再也不多花心思做饭。她只做简单的饭菜：煮土豆，炒鸡蛋，凉拌蔬菜。偶尔鸡汤里漂着几块鸡。或者米饭加金枪鱼罐头。她有时会一连几天头疼，可几乎从未听到她叫苦。是父亲告诉我的。他悄悄地以男人和男人说话的方式把此事告诉了我，没当着她的面。他的胳膊绕过我的双肩，让我保证从今以后只要妈妈在家就要压低嗓门，不要大喊大叫或吵吵闹闹，尤其要保证别摔门，别摔打窗子或百叶窗。我必须小心翼翼，不要把茶壶、铁罐或者锅盖掉在地上，在家里不要击掌。

我下了保证，并信守诺言。他称我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有那么一两次甚至叫我“小伙子”。

妈妈深情地向我微笑，可那却是没有微笑的微笑。那年冬天，她的眼角增加了许多皱纹。

串门的人不多。莉兰卡—莉莉亚·卡利什，即莉·巴—萨姆哈，两部风靡一时的儿童心理学著作的作者隔些日子来上一次。她和我妈妈面对面坐在那里，两人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我有一种感觉，她们正在谈论故乡罗夫诺，谈论她们在苏森基森林里被德国人枪杀的朋友和老师。因为他们偶尔会提到伊撒哈尔·莱斯，深受塔勒布特所有女孩爱恋颇具性格魅力的校长的名字，提到布斯里克、伯克夫斯基、范卡·塞德曼等老师的名字，以及她们童年时代一些街道和公园的名字。

施罗密特奶奶偶尔会来，察看冰柜和食品储藏柜，眉头紧锁，在走廊一头、狭小的卫生间兼厕所门外和我父亲简短地嘀咕几句，接着往妈妈休息的房间里偷偷张望，亲切地问：

“你需要什么吗，亲爱的？”

“不，谢谢。”

“那你干吗不躺着呢？”

“你冷吗？我把电热器给你打开？”

“不，谢谢。我不冷，谢谢。”

“医生呢？医生什么时候来的？”

“我不需要医生。”

“真的吗？嗯，你怎么有把握你不需要医生？”

父亲用俄语局促不安地向他母亲说些什么，随即向她们二人道歉。奶奶指责他说：

“安静，罗尼亚。你别管。我在和她说话，不是和你说话。对不起，你给孩子做什么表率？”

孩子立刻走开了，不过有那么一次，他确实想法子听到奶奶向陪她走向门口的爸爸低声说：

“就是。装模作样。就像该给她月亮似的。你别和我争。你可以认为只有她在这里过得艰难，你可以认为我们大家都在养尊处优。你应该给她开点窗子，人在里边真会憋死。”

尽管如此，还是请了医生。不久又请了一次。妈妈被送进诊所做全面检查，甚至到临时设在大卫迪卡的哈达萨医院住了两夜。什么也没有查出来。从医院回来两个星期后，她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于是又请了医生。一次甚至深更半夜把医生请来，他和父亲在走廊里开玩笑，和蔼的声音浑厚粗犷，像木胶一样，把我从梦中惊醒。沙发夜里打开，变成一张窄小的双人床，在妈妈那边，放着各种各样的药包和药瓶，维生素片，叫什么APC的治疗偏头疼的药片，等等。她不肯躺在床上，静静地在窗边的椅子上连续坐上几个小时。有时她显得情绪很好。那年冬天，她和父亲说话时声音轻柔而和蔼，仿佛生病的是他，仿佛如果有人提高嗓门，他就会发抖。她和他说话形成一种习惯，仿佛在跟孩子说话，甜美、深情，有时甚至像对婴儿讲话。而跟我说话时，她就像在对知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