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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女人而言，我母亲介入谈话，在她们中搅起一种焦虑与希望互相交织的奇怪感受，有朝一日她终会失去立足点，或者也许失去对男人的挫败而产生的一点快感。

哈伊姆·托伦，作家兼作家协会官员，可能会这么说：

“确实大家都必须意识到，治理国家不像开杂货店或者管理某个偏僻小城镇。”

我父亲说：

“现在臆断可能为时过早，我亲爱的哈伊姆，但大凡头上长眼睛的人偶尔都会发现我们年轻国家之所以令人极度失望的明显原因。”

克洛赫玛尔，即玩具娃娃医生，羞答答地补了一句：

“还有，他们连便道都不修。我给市长写了两封信了，石沉大海。我不是说不同意克劳斯纳先生的说法，实质上是一样的。”

我父亲开始大胆使用他的希伯来双关语：

“在我们国家，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修路。”

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引用《圣经》中的话：

“‘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先知何西阿说，‘因此这地悲哀。’注犹太民族的残余势力来到这里重建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奠定第三圣殿的基础，我们全都落入了各种各样骄傲自大缺乏信念的基布兹会计或者其他心中没有受割礼注的红脸官员们那汗津津的手里，其世界如蚁穴般狭小。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为伴注相互一点一点分配民族留在我们手中的那微不足道的故乡的土地。先知以西结说道：‘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注委实说的就是他们，不是别人。”

妈妈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似乎说些没有干系的事：

“也许等他们分配完了土地，也许就该修便道了？那时他们会在克洛赫玛尔先生店铺前修便道。”

而今，在她死去五十年之后，我想象我能够听出她说这些话，或说类似的话时，里面蕴涵着强烈的冷静、怀疑、尖锐微妙的嘲讽以及永不消逝的伤悲。

在那些日子，有些东西在一点点地消耗着她。她的动作已经开始让人感觉到一种缓慢，或是稍许的心不在焉。她不再做历史和文学课家教。有时，她给热哈维亚大街教授们用蹩脚的德式希伯来语写的文章修改语法和风格，将其编辑出版，以赢得微薄的收入。她还是包揽了全部家务，干练而敏捷：整个上午做饭，煎炒，烘烤，购物，切东西，搅拌，烘干，清洁，擦拭，洗衣服，晾晒，熨烫，折叠衣物，直至整个住宅锃光瓦亮，午饭后她坐在扶手椅里看书。

她看书时坐姿奇怪：总是把书放在膝头，身子和脖子朝书弯下去。坐在那里看书的她，就像一个年轻的姑娘羞羞答答朝膝盖垂下眼帘。她常常站在窗前，长时间地凝视着我们沉寂的大街。要么索性把鞋子一脱，仰面朝天，和衣躺在铺好的床上，睁大眼睛盯着屋顶某个特殊的位置出神。有时候她会突然一下子站起身，焦虑不安地穿上外出的衣服，许诺说过一刻钟就回来，拉平裙子，背着镜子捋捋头发，肩背朴素的草编手包，急急忙忙走了出去，仿佛怕丢了什么东西。要是我要求跟她一起去，或者问她去哪里，妈妈会说：

“我需要独自一个人待一会儿。你为什么不也一个人待一会儿呢？”她接着又说：“我过一刻钟就回来。”

她一向信守诺言，她很快就会回来，眼睛里熠熠生辉，双颊红润，仿佛在严寒中冻过，仿佛她一直在奔跑，抑或仿佛她在路上碰到了什么激动人心的事。她回来时比离开的时候漂亮多了。

一次，我趁她不备跟着她出了家门。我远远地尾随着她，身子贴着墙壁和矮树丛，就像我跟福尔摩斯和电影里学的那样。天气并不算冷，妈妈也没有奔跑，她急急忙忙地走着，仿佛怕迟到似的。走到泽弗奈亚大街的尽头，她往右一拐，穿着白鞋子的双脚加快了步伐，健步如飞，直到马拉哈伊大街拐角，她在邮筒旁边停住，犹豫不决。尾随其后的年轻侦探此时已经得出结论：她出来是为了秘密寄信，我充满了好奇与模模糊糊的理解。但是妈妈并没有寄信。她在邮筒旁边站立片刻，陷入深深的思考，接着突然用手拍了一下脑门，转身回家。（多少年过去了，那个红邮筒仍然立在那里，嵌在混凝土墙壁里，上面刻着GR两个字母，以纪念乔治王五世。）于是我便穿过一个院子，从那里抄近路又穿过第二个院子，比她早一两分钟到家，有点气喘吁吁。她脸色红润，仿佛在冰天雪地里待过，敏锐的深褐色眸子里闪着顽皮深情的目光。那一刻，妈妈的样子酷似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她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肚子上，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在我所有的孩子中，我最喜欢的是你。你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究竟喜欢你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