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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即使尚未发生暴力，也让人感到，好像一块看不见的肌肉突然收缩，再去这些地方为不明智之举。

于是父亲勇敢地给玛丽女王大街的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办公室打电话，用英文和法文做自我介绍，用两种语言请求和阿里—希尔瓦尼老先生通话。一位年轻的男秘书报之以冷冰冰的礼貌，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请他善解人意等上一会儿，再说话时则说他可以给希尔瓦尼先生传话。于是父亲口授一封短信，直陈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悔恨，我们为那个可爱孩子的健康忧心忡忡，我们准备支付全部医疗费用，以及我们由衷希望近期约个时间见面澄清一切，纠正错误。（父亲讲英语和法语时均带有浓重的俄罗斯口音，在说定冠词时，前面好像加了个字母d，而说“locomotive”却像说“locomotsif”。）

我们并没有从希尔瓦尼家族得到回复，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通过斯塔施克·鲁德尼基的老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父亲试着从其他途径弄清小阿瓦德的伤情，阿爱莎说没有说过我？要是他真的设法弄清了事实真相，那么他就是对我只字未提。直到妈妈死去那天，以及后来他自己死去那天，父亲从未和我提起过那个星期六。甚至偶然说说都没有。甚至许多年后，“六日战争”过去已经五年，在祭奠玛拉·鲁德尼基时，可怜的斯塔施克在轮椅上说了大半夜，缅怀了所有的快乐时光与悲伤场景，他也没提希尔瓦尼庄园的那个周六。

1967年，在我们攻克东耶路撒冷后，有一次我独自去了那里，那是夏日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沿着以前那个星期六我们走过的同一条路。那座庄园已经安装了新铁门，一辆光亮耀眼的德国黑色轿车停在门前，车窗上拉着灰色窗帘。花园四周的墙壁上，插着碎玻璃，我不记得以前有这些。墙头上露出绿色树梢。屋顶上飘扬着某一重要领事馆的旗帜，在崭新的铁门旁边，挂着一块亮闪闪的黄铜牌，牌上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字母写着国家名，饰有国徽。一个便衣保安走过来，好奇地打量我，我嘴里嘟囔了些什么，走向守望山。

我下巴上的伤口几天后便痊愈了。阿摩司大街诊所的儿科专家霍兰德医生给那个星期六早晨在急救中心缝合的伤口拆线。

从拆线那天起，整个事件被遮盖起来。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也积极参加掩饰行动。只字不提。不提谢赫贾拉，不提阿拉伯小孩子，也不提铁链、果园和桑树，不提下巴上的伤疤。禁忌。未曾发生。只有妈妈，以她特有的方式，向审查制度的壁垒挑战。一次，在我和她的领地，在厨房餐桌旁，趁爸爸不在家、我和她独处之际，她给我讲了一个印度神话：

从前，有两个僧侣，他们把所有的戒律与苦恼强加于自己头上，并且，决定徒步走过整个印度次大陆。他们还决定在整个旅途中保持绝对沉默。他们一个字也不说，就连睡觉时也这样。然而，有一次，他们走在河边，听到落水的女人呼喊救命。年轻的僧侣不言不语跳进水中，把女人背到岸上，一言不发把她放在沙滩上。两个苦行者继续默不作声地赶路。过了几个月，或者过了一年，年轻的僧侣突然问同伴：跟我说，你觉得我背那个女子是犯罪吗？朋友反问道：什么，你还背着她吗？

父亲呢，又回到他的研究中。那时，他深入钻研古代近东文学，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巴比伦和亚述，特勒—埃尔—阿玛纳和哈图沙什早期档案馆里的发现，被希腊人叫作萨达那培拉斯的亚述巴尼拔王的传奇图书馆，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和阿达帕的短篇神话。书桌上一堆堆专著和参考文献，周围是一打打笔记和索引卡片。他试图用通常说的某个俏皮话逗我和妈妈发笑：剽窃一本书者为文抄公，剽窃五本书者为学者，剽窃五十本书者为大学者。

耶路撒冷皮肤下面那块看不见的肌肉日渐紧张起来。我们这个居住区谣言四起，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有人说，伦敦英国政府就要决定撤军，使得阿拉伯联盟的正规军——他们不过是身穿沙漠长袍的英国军队，大败犹太人，征服土地，而后，犹太人前脚走，英国人从后门进。奥斯特先生杂货店里的一些战略学家认为，耶路撒冷很快会成为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首都，会把我们这些犹太居民扔上大轮船，运到塞浦路斯的难民营，或者把我们疏散到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的失去家园者待的中转营。

另一些人毫不犹豫地声称，希伯来地下抵抗运动，伊尔贡、斯特恩帮注、哈加纳，通过一系列血淋淋的抗击英国人行动，尤其是引爆大卫王酒店里的英国总部，给我们带来灾祸。有史以来，任何帝王也不会对如此奇耻大辱的挑衅视而不见，英国人已经决定对我们进行残暴的血洗，以示惩罚。我们那些狂热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过于草率的暴行，令英国民众对我们恨得入骨，以至于伦敦做出决定，就让阿拉伯人把我们杀光。到目前为止，荷枪实弹的英国军队已经站在我们和阿拉伯民族亲手实行的集体屠杀之间，但是眼下他们要撤了，我们会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