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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人需要他，无人需要他的学术成就。于是这个特烈普列夫注只得靠在国家图书馆报刊部做图书管理员来维持可怜的生计，夜间用余力撰写中篇小说史和文学史的其他题目，而他的海鸥在地下室的一套住房里度日，做饭，洗衣服，清洁，烘烤，照看一个病恹恹的孩子，她不看小说时，就站在那里凝视窗外，而她手中的茶已经变冷。只要有机会，她就教点家教课。

我是独子，他们二人都把自己所有失望的负荷放在了我幼小的双肩上。首先，我得好好吃饭，多睡觉，适度洗漱，以便长大后能够改善机遇，实现父母年轻时候的愿望。他们希望我甚至在没到上学年龄时就学会了读书写字。他们相互争吵，用甜言蜜语贿赂我让我学习字母（没有必要，因为字母令我神魂颠倒，自动找上门来）。我刚一开始读书，那年我五岁，他们就都急不可待地向我提供既有品位又有养分的读物，富含文化维生素。

他们经常与我谈论一些话题，这些话题在其他家庭看来当然是儿童不宜的。妈妈喜欢给我讲巫师、小精灵、食尸鬼、森林深处魔法小屋的故事，而且也认真地向我讲述犯罪、各种各样的情感、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人生和痛苦、精神疾病以及动物的内心世界（“倘若你仔细观察，你就会看出每个人都具有某种主要性格特征，这种特征使其与某种具体的动物，一只猫、一头熊、一只狐狸或者一头猪相像。人的形体特征也显示出与之最为接近的动物形体特征。”）。与此同时，父亲向我介绍了神秘的太阳系、血液循环、英国人的白皮书、进化、西奥多·赫茨尔及其惊人的人生经历、堂吉诃德的冒险、书写和印刷史、犹太复国主义准则（“在大流散中，犹太人生活艰辛，而在这里，在以色列土地上仍非易事，但是不久将会建立希伯来国家，之后一切将会好转，充满生机与活力。整个世界将会认为犹太人在这里创造了一切。”）。

我父母，还有我的祖父母，家里多愁善感的朋友们、好心的邻居们、穿着华丽俗气的姑姑阿姨婶子大妈们，紧紧地拥抱我，不断因从我嘴里蹦出的词语而震惊不已：这个孩子这么聪明绝顶，这么有独创性，这么敏感，这么特殊，这么早熟，他这么善于思考，他什么都知道，他有艺术家的眼光。

而我呢，我对他们的震惊感到震惊，以至于最终对自己感到震惊。毕竟，他们是大人，换句话说是什么都懂、永远正确的造物，要是他们总说我聪明，那么当然我一定是聪明的喽。要是他们觉得我有意思，我则自然而然倾向于同意他们的说法。要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敏感、有创造性的孩子，还很什么，还相当什么（都用的是些洋文），还这么有独创性，这么超前，这么聪明，这么合乎逻辑，这么可爱，等等，那么……

我在成人世界与既定价值面前，墨守成规，毕恭毕敬，我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来抗衡周围对我的个人崇拜，我别无选择。只有谦卑而彻底地对成人对我做出的评价点头称是。

于是乎，出于无意识，我在四五岁时变成了一个小炫耀物，父母和其他大人在我身上投注了大量财产，并慷慨助长我的傲慢自大。

有时在冬天的晚上，我们三人习惯于在晚饭后围坐在厨房饭桌旁聊天。我们说话声音轻柔，因为厨房又小又窄，我们从来也不打断对方的谈话（父亲认为这是进行任何谈话的先决条件）。比如说，我们谈论盲人或外星来客怎样看待我们的世界。也许我们自己基本上就像盲外星人？我们谈论中国和印度儿童，谈论贝督因和阿拉伯农民儿童，隔离区里的儿童，非法移民儿童，以及基布兹儿童。基布兹里的儿童不属于他们的父母，但是在我这个年龄，他们已经独立过上集体生活，需要履行个人义务，轮流值日打扫房间，通过投票决定什么时候关灯睡觉。

即使在白天，破厨房里也点着昏黄的灯。晚上八点，或由于英国人实行宵禁，或仅仅出于习惯，外面大街上已空无一人，狂风在冬夜中呼啸。它吹得屋外垃圾箱的盖子格格作响，恐吓柏树和野狗，用它黑漆漆的手指检测悬挂在厨房栏杆上的洗衣盆。有时从黑暗深处，会传来几声枪响，或是低沉的爆炸声。

吃过晚饭，我们三人站成一排，好像列队行进，先是父亲，后是母亲，再后是我，面对着给普莱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和煤油炉熏黑的墙壁，背朝房间。父亲在洗涤槽前弯着腰，一只接一只清洗盘子，并将它们漂洗干净，放到沥水板上，妈妈从沥水板上拿起盘子，擦干后放到一边。我负责把饭叉饭勺擦干，并将其按照大小分类，放进抽屉里。从我六岁起，他们开始允许我把餐刀擦干净，但是严禁我动切面包刀和切菜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