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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以色列·扎黑的名字几乎已为人们遗忘，可那时，他是一位多产的年轻作家，作品畅销。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是在1937年，二十八岁左右时，他已经出版了至少三本书。我崇敬他，是因为我听说他和其他作家不同，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们都在创作学术著作，从注释，从其他的书，从书单，从字典，从卷帙浩繁的外国巨著和墨迹斑斑的索引卡片中汇整着一本本书，但是扎黑先生却撰写“出自大脑的书”。（我父亲经常说：“倘若剽窃一本书，人们谴责你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窃十本书，人们会认为你是学者；倘若你剽窃三十本书，则是位杰出的学者。”）

冬天的夜晚，我父母圈子里的一些人经常聚会，有时在我们家，有时在对面的扎黑家里。有哈伊姆和汉娜·托伦、施穆埃尔·维尔塞斯、布来曼一家人、夸夸其谈的大侃家沙龙—施瓦多伦先生、红头发的民俗学者施瓦茨鲍姆、在犹太代办处工作的以色列·哈纳尼及其夫人埃斯特。他们吃过晚饭后，七点或者七点半钟前来，九点半离开，那时间已被视为晚的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喝着热乎乎的茶，轻轻咬着蜂蜜蛋糕或新鲜水果，义愤填膺地谈论我无法理解的话题，可是我知道，有朝一日我会理解的，我将参加讨论并发表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决断性论证。我甚至可以设法让他们刮目相看，我可以像扎黑先生那样也用自己的头脑写作，或者是像比阿里克和亚历山大爷爷和列文·吉普尼斯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博士那位体味令我永远铭记的医生——发表诗集。

扎黑不但是父亲的前房东，而且是挚友，尽管在我那位修正主义父亲和“红色”扎黑之间的争论已经习以为常。爸爸喜欢谈论，喜欢解释，扎黑喜欢倾听。我母亲会时不时插上一两句话。埃斯特·扎黑喜欢问问题，我父亲愿意向她做出广博详尽的答复。以色列·扎黑有时会把脸转向我的母亲，低垂眼帘，询问她的看法，仿佛用代码语言请求她在争论中支持他。母亲知道如何进一步阐发某事。她做这些时言简意赅。之后，谈话有时采用愉快轻松的语调，一种新的平静，一种小心翼翼或踟蹰不定的语调融进争论中，直至又一次大发火，嗓门在彬彬有礼的愤怒中提高，在惊叹号中激化。

1947年，特拉维夫的出版商约书亚·查持克出版了父亲的第一本书——《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从起源到哈斯卡拉注的终结》。这本书以父亲的硕士论文为基础。扉页上声明，本书获得特拉维夫市政府的克劳斯纳奖，蒙市政府和琪波拉·克劳斯纳纪念基金资助。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教授亲自为本书撰写了前言：

看到论希伯来中篇小说专著问世，倍感欣喜。值鄙人任吾等唯一之希伯来大学教授时，一贯支持余之弟子、贤侄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将其提交于余，作为现代希伯来文学之毕业论文。该作非同寻常……其研究涉猎广泛而包罗万象……即使风格亦显丰富而明晰，与重要论题珠联璧合……因此鄙人不禁十分高兴……《塔木德》说：“弟子如同儿子”……

在扉页之后，另起页，父亲把书献给他的哥哥大卫以示纪念：

献给我文学史的启蒙老师……

我唯一的兄弟

大卫

我在暗无天日的流亡中失去了他。

他在哪里？

连续十天或两个星期，爸爸一从守望山的图书馆下班回到家里，就急急忙忙跑到盖乌拉大街的东端，梅施阿里姆入口对面的邮电局，焦急地等待着他第一本书的到来。他已经接到了出版通知，有些人已经在特拉维夫的书店看到书了。于是他每天冲到邮局，每天两手空空而归，每天他都对自己信誓旦旦，要是西奈印刷厂格鲁伯先生的包裹第二天还不到，他就去药店，打电话催促特拉维夫的查持克先生——简直令人无法接受！要是书在星期天还到不了，这个星期当中还到不了，最迟到星期五……但是包裹确实到了，不是寄来的，而是私人投送而来，由一个笑容可掬的也门姑娘送到我们家里，不是从特拉维夫送来，而是径直从西奈印刷厂送来。

包裹里装有五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刚印出来，新鲜纯洁，用优质白纸包了几层（上面印刷着某种图画书的清样），用细绳绑着。父亲谢过姑娘，尽管他激动不已，他并没有忘记付给她一个先令。（在那年月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够在塔努瓦餐馆吃上一顿素餐。）接着他要求我和我母亲走进他的书房，陪他打开包裹。

我记得父亲怎样控制住自己澎湃的激情，没有劳神把捆包裹的绳子揪断，或用剪子剪断，而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把绳子上的结一一解开，极其耐心，并使用了他坚硬的指甲、裁纸刀尖、曲别针针尖。做完这一切后，他没有扑向自己的新作，而是慢慢拿开绳子，挪开光纸包装，像羞答答的恋人，轻轻用手指甲触摸最上面一册书的封面，温柔地将它贴在脸庞，有点急速地翻动书页，闭上眼睛，轻轻闻着，深深吸入新鲜的墨香，新纸的芬芳，令人欣然陶醉的糨糊气息。到那时，他才开始翻阅自己的作品，首先翻看索引，仔细查看补遗和勘误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约瑟夫伯伯写的前言，还有他本人的序言，在扉页上流连忘返，再次轻抚封面，接着，担心母亲可能会暗暗地嘲笑他，抱歉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