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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写致希伯来语言的爱情诗，赞美它的优美和乐感，阐明他永恒的信仰，但都是用俄语。（甚至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住了四十余年，也不能完全掌握希伯来语，直至临终之际，他讲的都是打破各种韵律的个人希伯来语，在写希伯来语诗时犯可怕的错误。他去世前不久，在给我们寄到胡尔达基布兹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我非常亲爱的孙儿重孙儿们，我非常非常念你们。我非常非常你们大家看！”）

1933年，当他终于和痛苦万状的施罗密特奶奶一起抵达耶路撒冷时，他不再写诗，专心致志地经商。几年间，他把从维也纳进口的上上年流行的服装成功地卖给向往欧洲情趣的耶路撒冷妇女。但是最后，另一个比爷爷精明的犹太人出现了，开始从巴黎进口上年流行的服装，爷爷和他的维也纳服装于是告败。他被迫抛弃生意，抛弃对服装的爱，开始为耶路撒冷供应霍伦洛德兹亚生产的针织品，还有拉马特甘一个小商号的毛巾。

失败与贫困，使在他生意兴隆时期弃他而去的缪斯女神重新回到他的身旁。他又一次在深夜把自己关进“书房”，用俄语撰写热情澎湃的诗章，赞美希伯来语言的辉煌，赞美耶路撒冷的魅力——它不是贫困、乌烟瘴气、热得令人窒息的狂热者们的城市，而是街上散发着没药与乳香气息的耶路撒冷，上帝的天使在它每座广场上飘动。这里我以《皇帝的新装》故事里那个勇敢的小男孩的身份，走入一幅画面，用金刚怒目的现实主义攻击爷爷所写的诗：“你现在在耶路撒冷住了多年，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街道是用什么铺的，锡安广场上飘着的究竟是什么，那么你为什么总写不存在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写一个真实的耶路撒冷？”

亚历山大爷爷对我莽撞的话语大为光火，脸色一下子从令人愉快的粉红变得通红锃亮，用拳头敲着桌子，吼道：“真实的耶路撒冷？像你这样的尿床娃娃知道什么真正的耶路撒冷？真正的耶路撒冷就是我诗中所写的那样！”

“你还要用俄语写到什么时候，爷爷？”

“你什么意思，傻瓜，你这个尿床的小家伙？我用俄语算术！我用俄语骂我自己！我用俄语做梦！我甚至——”（可施罗密特奶奶确切地知道他下面该说什么了，便打断他：“你怎么回事？你疯了吗？你瞧瞧孩子就站在那里呢！”）

“你还想回俄国吗，爷爷？去拜访一下？”

“已经没了！”

“什么已经没了？”

“什么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俄国已经没有喽！俄国死了。有斯大林，有捷尔任斯基，有叶卓夫，有贝利亚，有座大监狱！”

“但是你肯定还是有点爱敖德萨的吧？”

“咳。爱，不爱——有什么区别。鬼知道！”

“你不想再看见它吗？”

“咳，嘘，尿床的小东西，不说了，啊？”

一天，一桩举国皆惊的挪用公款和腐败丑闻曝光，在他的书房里喝茶吃蛋糕的当儿，爷爷给我讲了他十五岁那年在敖德萨时，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我有一次拿着一份急件，一份通知，送到热爱锡安委员会成员利连布鲁姆那里。”（利连布鲁姆不仅是个著名的希伯来文作家，还在敖德萨热爱锡安组织里担任财务主管这一荣誉职位。）“他，利连布鲁姆，的确是咱们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爷爷向我解释说。

在等候利连布鲁姆写回信时，这个经常出没游乐场所、年仅十五岁的年轻男子拿出香烟，随手拿客厅桌上的烟灰缸和火柴盒。利连布鲁姆迅速抓住爷爷的手，拦住他，接着走出房间，一会儿回来时，手上是从厨房里拿来的火柴盒。他解释说客厅里的火柴是用热爱锡安组织的经费买的，只在委员们开会时用，只能给委员们使用。“因此，你瞧，在那时候，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不是谁都可以用的。不像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等了两千年终于建立了一个国家，让人家去偷。在那时候，每个孩子都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无主财产，什么不是，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

然而不总是这样。一次，大概是50年代末期，发行了一张面值十里拉的精美钞票，上面印有诗人比阿里克注的照片。我攥着我的第一张比阿里克钞票径直走到爷爷家里，给他看看国家如何尊敬他在年轻时代就认识的人。爷爷确实非常激动，双颊染上了喜悦的红晕，他把钞票翻过来掉过去，举到灯泡底下，仔细查看比阿里克的照片。（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在朝爷爷顽皮地眨眼，似乎在说“咳？”）爷爷眼里闪动着小小的泪花，可是他沉醉于精神快乐时，顺手把新钞票折起来，塞进了夹克衫的内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