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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通常这样说阿格农：

“那个人见多识广。”

有一次她说：

“他为人也许不是很好，但至少明辨是非，他也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

她几乎每逢冬天都一遍又一遍地读《锁柄》集中的短篇小说。或许在里面她找到了共鸣，看见自己的忧伤和孤独。我有时也会重读《她在盛年之际》开头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说过的话：

母亲在盛年之际去世。母亲三十岁那年离开了人间。母亲在世间时日不多且痛苦。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寂静笼罩着我们不幸的家；家门从来不向生人打开。母亲躺在床上，话不多。

这些话与阿格农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我妈妈的话基本相同：“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话不多。”

我自己呢，许多年后当我写题为《谁来了》的文章时，我总是想着阿格农《她在盛年之际》开篇中明显赘述的句子：“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

我母亲并非终日坐在家里，她出去的时候不少。然而她在世间时日也不多且痛苦。

“世间时日”？有时我在这些话中听到我母亲人生的二重性，绨尔扎母亲利亚人生的二重性，以及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人生的二重性。仿佛她们也在墙上投下了不止一个影子。

多年后，基布兹胡尔达的学校需要一位文学老师，因此委员会派我到大学读文学。我鼓足勇气，按响阿格农家的门铃。（或者用阿格农的话说：“我提着自己的心去见他。”）

“可是阿格农不在家。”阿格农夫人彬彬有礼而气呼呼地说，她答复前来抢劫她丈夫宝贵时间的一群群强盗土匪时，用的都是这种方式。阿格农女主人并没有骗我，阿格农先生的确没在家里，他在外面，在屋后的花园里，他突然出现了，穿着拖鞋和一件无领无扣的背心，跟我打招呼，接着满怀疑惑地询问，可先生你是谁呢？我报上自己和父母的名字，就在那里，站在他家门阶旁。（阿格农夫人没说一句话就走进了屋里。）阿格农先生记得几年前耶路撒冷的风言风语，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你不就是那个孩子，他可怜的妈妈弃他而去，他和爸爸又相处不好，离家到基布兹生活了吗？你不就是那个经常挑蛋糕里的葡萄干，在这里遭到父母斥责的孩子吗？（我不记得这些，也不相信他说的挑葡萄干这回事，但我选择了不反驳他。）阿格农先生请我进屋，问了一会儿我在基布兹里做什么，我的读书情况（现在大学里读我的什么东西？你喜欢我哪一本书？），还打听我和谁结婚了，我妻子的家庭背景。当我告诉他，从她爸爸那边算，她是17世纪《塔木德》注学者和喀巴拉注学者以赛亚·霍洛维茨注的后裔时，他眼睛一亮，给我讲了两三个故事，与此同时，他已经不太耐烦了，显然是在想办法把我给打发了。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的问题所在，尽管我踮着脚尖坐在那里，与母亲以前所为如出一辙。

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格尔绍恩·谢克德教授注让他学希伯来文学的一年级学生比较布伦纳注和阿格农以海法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我读过短篇小说，还读了我在图书馆所能找到的描写他们在第二次阿里亚时期注在雅法的友谊的文章，我感到非常震惊，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怎么竟然成了朋友。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是个俄国犹太人，痛苦、情绪不稳、体格粗壮、马虎、暴躁易怒，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在热情与绝望、怜悯与暴怒之间不断摇摆。他那时已经在现代希伯来文学领域占据了中心位置，也在拓荒者运动中举足轻重，而阿格农那时不过是腼腆的加利西亚小伙子，比布伦纳小几岁，差不多仍是个文学新人，一个由拓荒者转换成的文书，一个文雅而敏锐的《塔木德》学生，穿着整洁，一个小心翼翼的严谨作家，身材瘦削，富于梦幻并好挖苦人的年轻人。究竟什么使二人在第二代阿里亚时期相互吸引，关系那么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几乎像一对恋人？而今，我觉得我可以猜出其中的某些奥妙，但是在阿格农家里的那一天，我是那么天真，我向主人讲述了自己的作业，天真地打听，他是否能告诉我他和布伦纳走得近的秘密。

阿格农先生皱起双眉，看着我，或者说仔细地看了我一阵子，目光斜瞥，表情愉快，面带微笑。那种微笑——我后来懂了——是扑蝶者在觊觎一只可爱的小蝴蝶。他审视我之后说：

“我和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愿上帝为他复仇，在那年月关系密切，是基于一种共同的爱。”

我竖起耳朵，相信自己就要听到一个将要终止所有秘密的秘密，我就要了解某种刺激而瞒得严严实实的爱情故事，我可以将其写成一篇轰动性的文章，让我这个无名小卒在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