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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孩子,我最钦佩约瑟夫教授的是,我听说他给我们创造了几个简单的希伯来日常词语,那些词语看来已经家喻户晓并得到永久性的使用,包括“铅笔”、“冰山”、“衬衫”、“温室”、“吐司”、“货物”、“单调”、“色彩缤纷”、“官能的”、“起重机”和“犀牛”。(试想,要是约瑟夫伯伯没给我们创造“衬衫”、“多彩外套”,我每天早晨穿什么?没有他的“铅笔”,我用什么写字?铅制尖笔?更不用说“官能的”了,那可是这个恪守道德规范的伯伯创造的一个特殊礼物了。)

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年出生于立陶宛的奥尔凯尼基,1958年逝世于耶路撒冷。在他十岁那年,克劳斯纳一家从立陶宛移居到敖德萨,在敖德萨,他从传统的犹太宗教小学到具有现代风格的经学院,行进摸索,之后投身“热爱锡安”注的运动,成为阿哈德 · 哈阿姆注圈子里的一员。十九岁那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题为《新词和优秀写作》。他在这篇文章里论证道,希伯来语言范围有待扩展,甚至要引入外来语,这样才能使之成为一门鲜活的语言。1897年夏天,他到德国海德堡求学,因为在沙皇俄国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在海德堡的五年间,他跟随库诺·费舍尔注教授研习哲学,深为勒南注版本的东方历史所吸引,受卡莱尔注影响深远。他在海德堡五年间学习领域从哲学、历史到文学、闪语和东方学(他掌握了十几门语言,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和阿拉伯语,阿拉米语、波斯语和阿姆哈拉语)。

当时,他在敖德萨时期的友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在海德堡攻读医学,二人的友谊进一步深化,变成一种诚挚而有益的亲和力。“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约瑟夫伯伯会这样说他,“雄鹰般的希伯来语诗人,一只翅膀触及《圣经》和迦南风光,而另一只在整个现代欧洲展开!”有时他称车尔尼霍夫斯基拥有“孩子般简单纯净的灵魂,哥萨克般强健结实的体魄!”

约瑟夫伯伯当选为代表,代表犹太学生出席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有一次甚至和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注做过简短交流。(“他人很英俊!像上帝的一个天使!他的脸焕发着内在的神采!在我们看来,他像亚述王,蓄黑胡子,流露出受到神灵启迪的梦幻神情!他的眼神,我将至死记得他的眼神,赫茨尔拥有年轻恋爱诗人的眼神,灼热、忧伤,令所有凝视它的人着迷。他高高的前额也赋予了他崇高的神采!”)

回到敖德萨后,克劳斯纳写作,教书,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二十九岁那年,他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了现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月刊《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更为精确地说,约瑟夫伯伯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的是一份“文学期刊”,克劳斯纳立即通过发明希伯来词语“每月一次”,把它变成了月刊。

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新词并将其注入语言的血流中,这在我看来只是比创造光明与黑暗的人稍逊一筹。要是你写一本书,你可足以幸运地让人们读上一阵子,直到其他更好的书问世,取而代之,但是创造一个新词,则几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时闭上眼睛,想象那位干枯孱弱的老人,尖尖的白山羊胡子很突出,须髯柔软,双手纤细,戴着俄式眼镜,心不在焉地独自拖着细碎的脚步,像格列佛身处大人国,而大人国里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鹳鸟、威猛的犀牛都满怀感激地朝他彬彬有礼地鞠躬。

他和妻子范妮·沃尼克(自结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亲爱的琪波拉”著称,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劳斯纳夫人”著称)把他们在敖德萨里米斯里纳亚的家变成某种社交俱乐部和聚会场所,招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文人墨客。

约瑟夫伯伯总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悦。即便他谈及他的忧伤、他深深的孤独、他的敌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规者的悲剧命运、他整个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两片圆眼镜片后潜藏着压抑的快乐。他的一举一动,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红色的婴儿面颊发散出兴高采烈、乐天达观的活力,那是一种对人生的肯定,近似于快乐论。“我又是一夜没有合眼,”他对每一位客人都这么说,“为我们民族忧心忡忡。为我们未来的恐惧。我们有些头脑发育不全的领导人那狭隘的视角,在黑暗中压在我心头,比我本人的问题更沉重,更别说我的痛苦,我气短,我患有可怕的偏头疼。”(要是你把他的话当真,那么他至少在20世纪早期到1958年去世为止没有一刻会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