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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到1919年，克劳斯纳在敖德萨大学当讲师，后成为那里的教授。列宁的十月革命后，红白双方的血腥内战使得敖德萨易主。1919年，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迈的母亲，即我的曾祖母拉莎—凯拉·布拉兹，从敖德萨启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鲁斯兰”号。那是战后第三代回归潮（战后移民高峰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五月花”号。那年的哈努卡节，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区。

然而，我祖父亚历山大和祖母施罗密特以及我爸爸和他的哥哥大卫却没有前往巴勒斯坦，尽管他们也是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生活条件在他们看来非常亚洲化，于是他们动身去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纳。爸爸及其父母1933年抵达耶路撒冷，那时，维尔纳的排犹主义已经升至对犹太学生采取暴力行动的程度。

我的亲伯伯大卫是个执着的欧洲人，他迟迟没有行动，那时的欧洲似乎只剩下我的家人和他们那样的犹太人。其他的人都是泛斯拉夫人、泛日耳曼人，或者只是拉脱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爱尔兰人或者是斯洛伐克爱国主义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欧洲的唯一欧洲人就是犹太人。我爸爸经常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三个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即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黑山人），但即使在那里，也居住着一群明显的南斯拉夫人；甚至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里，有俄国人，有乌克兰人，有乌兹别克人和楚克奇人和鞑靼人，在他们当中也有我们的同胞，苏维埃民族里的真正成员。

而今欧洲彻底改变了模样，而今的欧洲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满是欧洲人。顺便提一句，在欧洲，墙壁上的涂鸦也发生了变化。爸爸年轻时待在维尔纳，欧洲的每面墙壁上都写着“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五十年后他到欧洲旅行，墙壁都在呐喊：“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

约瑟夫伯伯花费多年时间撰写论拿撒勒耶稣的巨著。令基督徒和犹太人均为震惊的是，约瑟夫伯伯在这部巨著中，声称耶稣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从未打算开创一种新教。而且，他把耶稣视为最出类拔萃的犹太道德主义者。阿哈德·哈阿姆恳请克劳斯纳把类似的句子删去，避免在犹太世界里酿成巨大丑闻。此书1921年在耶路撒冷出版时，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中委实引起了轩然大波：极端主义者指控他“从传教士那里收取了贿赂，为彼人大唱赞歌”；而基督教圣公会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士却要求大主教将《拿撒勒的耶稣》一书的英文译者丹比博士解职，因为该书“受到异端邪说污染，把我们的救世主描绘成某种改革拉比，描绘成凡人，描绘成与基督教没有一点关系的犹太人”。约瑟夫伯伯主要因这本书以及几年后与之相应的续篇《从耶稣到保罗》赢得了国际声誉。

一次，约瑟夫伯伯对我说：“宝贝儿，我想象得到，在学校他们教你们憎恨可悲又杰出的犹太人，我只希望，他们没教你们每次经过背负着十字架的他时都要吐唾沫。等你长大后，宝贝儿，读读《新约》，不管老师怎么说，你会发现此人乃我们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他是某种行神迹奇事之人，是犹太人的虔诚派教徒，尽管他确实是个梦想家，缺乏任何政治领悟，然而，他在犹太名人圣殿中拥有一席之地，与同样被开除教籍的斯宾诺莎注不相上下。你知道吗，谴责我者乃昨日犹太人，目光狭隘，没用的可怜虫。可你呢，我的宝贝儿，万万不可像他们那样一事无成，一定得读好书，读书，读书，再读书！现在，请你去问问克劳斯纳夫人、亲爱的琪波拉伯母，我的护肤霜、擦脸油在什么地方，请告诉她是旧擦脸油，因为新的连喂狗都不合适。你知道吗，我的宝贝儿，非犹太人语言中所说的‘救世主’和我们所说的弥撒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什么？弥撒亚只是受膏油者，《圣经》中的祭司和国王都是弥撒亚，希伯来语单词‘弥撒亚’完全是个平凡的日常词语，与擦脸油一词密切相关——不像异族人语言，把弥撒亚称为‘救世主’和‘耶稣基督’。可你是不是太小，理解不了这些？若是这样，现在就跑去问你伯母我让你找她要什么。是什么东西？我又不记得了。你记得吗？若是记得，让她仁慈地给我泡杯茶，正如拉夫·胡纳在《巴比伦塔木德》的《逾越节》篇里所写的那样，‘无论主人命你做什么，除非命你出去’，我的版本则是‘除非茶叶’。我当然只是在开玩笑。快去吧，我的宝贝儿，不要再窃取我的时间了，大家都来占用我的时间，没有意识到每时每刻都是我个人的财富，它就这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