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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父亲面对身穿卡其布衣服的拓荒者、革命者、由知识分子变成的劳动者时，就有一些迷惘。在其他地方，在维尔纳或者华沙，怎样对无产者说话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的确切位置，尽管如何向这个劳动者清清楚楚地证明你有多民主、多不俯就，要看你自己，但是在这里，在耶路撒冷，一切都那么模糊不清。一方面，父亲绝对属于中产阶级，只是有点中产偏下，但他受过教育，撰写过文章和图书，在国家图书馆有个不起眼的职位，而他的对话者是个汗流浃背的建筑工人，身穿工作服，脚踏笨重的胶鞋；另一方面，也是这同一个工人，据说有化学文凭，同时又是坚定的拓荒者，大地之盐，希伯来革命英雄，体力劳动者。相形之下，爸爸却感到自己——至少在心灵深处——没有根基，是有两只左手的目光短浅的知识分子，有点像家园建设前线的弃儿。

我们的多数邻居是小职员、小店零售商、银行出纳、电影院售票员、学校老师、家庭教师，还有牙医。他们不是笃信宗教的犹太人，只在赎罪日注那天才去犹太会堂，偶尔也会在举行希姆哈《托拉》注仪式时去，然而在安息日夜晚点燃蜡烛，保存一丝犹太人的痕迹，或许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以防万一。他们多多少少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这方面又有点不舒服。对于英国托管，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对于工人阶级，对于当地的文化生活，对于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对于克努特·哈姆孙的长篇小说，他们都有明确的看法。那里有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和布道者，比如说，号召正统派犹太教信徒解除对斯宾诺莎的禁令，或者是全力以赴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解释，他们并非真正的阿拉伯人，而是古代希伯来人的后裔，或者是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念、托尔斯泰和犹太复国主义教义一股脑地综合起来，这种综合将会使一种纯粹而健康的绝妙生活方式在阿里茨以色列诞生，或者提高羊奶产量，或者同美国甚至斯大林结盟，目的是要将英国人驱赶出去，或者要大家每天早晨做简单的运动，那样才不会心情郁闷，还能净化灵魂。

这些在星期六下午聚到我们小院里啜饮俄式茶的邻居，几乎都是错了位的人。每当有人需要修保险丝、换水龙头或是在墙上钻个小洞，大家都愿意找巴鲁赫，他是左邻右舍中唯一能做这样奇事的人，所以人们都管他叫“金手指巴鲁赫”。其他人则知道怎样用激烈的言辞来分析犹太人民回归农业生活和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他们声称，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已经过剩，但是我们缺乏普通劳动者。可是我们的左邻右舍，除“金手指巴鲁赫”之外，几乎看不到一个劳动者。我们也没有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大家都看大量报纸，大家都喜欢谈天说地。其中一些人可能什么都玩得转，另一些可能比较机智，但多数人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慷慨激昂地朗诵他们从报纸上、各种小册子里和党派宣言中所看到的一切。

作为孩子，我只能朦朦胧胧地猜测到，他们在接受上茶时摆弄帽檐，或者要是母亲欠身（只是微微）给他们加糖时从她端庄得体的领口比平时多露出一点肌肤，他们就会羞红脸颊，非常局促不安，手指慌乱，试图缩回去不要了。这些举动与在他们改变世界的愿望之间存在着鸿沟。

所有这一切出自契诃夫——也让我感到有些乡野土气。在世上有些地方正在出现真正的生活，那些地方离这里特别遥远，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欧洲。在那里每个夜晚都要点燃数百支蜡烛，女士们和先生们在用桉木隔板装潢的房间里喝漂着一层奶油泡沫的咖啡，或者舒适地坐在悬有镀金枝形吊灯、富丽堂皇的咖啡屋，手挽手去听歌剧或看芭蕾，从近旁观察伟大艺术家的生活、撼人心魄的风流韵事、破碎的心，画家的女朋友突然爱上了画家最好的朋友——作曲家，半夜三更走出家门，任雨水打着头顶，独自站在古桥上，桥影在水中颤抖。

我们住的地方从来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山那边的远方，出现在人们生活随意的地方。比如在美国，那里的人们淘金，抢劫邮政火车，惊得一群群牲畜在无边无垠的原野上四处逃窜，谁在那里杀的印第安人多，谁就会赢得漂亮姑娘。这是我们在爱迪生影院所看到的美国：漂亮姑娘要奖给最优秀的射手。这样的奖品有什么用？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要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美国，谁射杀女孩子多，谁到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英俊的印第安人做奖品，我也只得相信有这么回事。无论如何，这就是远方的世界。在美国，还有在我集邮册里出现的其他奇妙的地方，在巴黎，在亚历山大，在鹿特丹，在卢加诺，在比阿里茨，在圣莫里兹，神圣之人钟情那些地方，彬彬有礼地你争我夺，失败、放弃挣扎、漂泊，在大雨滂沱的城市，他坐在林荫大道旅馆那昏暗的酒吧里独酌，纵情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