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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在那些日子,拓荒者站在声望之梯的最高端,然而拓荒者住得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住在山谷,加利利,以及死海岸边的荒野里。犹太民族基金会海报上他们那吃苦耐劳、忧心忡忡的影像,镇定自若地站在拖拉机和犁过的土地间,令我们钦佩不已。

站在拓荒者下面一级云梯上的是其“隶属成员”,他们穿着背心在夏日阳台上看社会主义报纸《达瓦尔》,是劳动者同盟、先锋队和健康基金会成员,身穿卡其布服装,自愿为公共资金交款,吃色拉配炒鸡蛋和酸奶,严格约束自己,有责任感,生活方式扎扎实实,是土生土长的产品,工人阶级,恪守党规,在别具特色的一罐产品里,是颗温和的橄榄,“天蓝蓝,海蓝蓝,我们在这里建港湾,建港湾”。

与这一既定团体相抗衡的是“不隶属者”,别称恐怖主义者,以及住在梅·沙里姆的虔诚的犹太人、仇视犹太复国的极端正统主义者,还有一群混杂的乌合之众,包括行为古怪的知识分子、野心家,以及以自我为中心、见多识广的浪迹天涯之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弃儿、个人主义者和犹豫不决的虚无主义者、没能摆脱德国作风的德国犹太人、亲英的势利小人、富有的法国式黎凡特人,他们有我们看来像是盛气凌人的男总管的夸张行径。接着是也门人、格鲁吉亚人、北非人、库尔德人和萨洛尼卡人,他们绝对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绝对都是大有可为的人类资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需要在他们身上投入大量的耐心和努力。

除去这些,还有难民、幸存者,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联手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负担。(他们总是用意第绪语词汇Tsores来形容,脸上流露出厌恶之情,于是孩子们意识到这些Tsores是某种痼疾,属于他们,而不属于我们。)在幸存者中,有利赫特先生,周围的孩子们管他叫作“百万孩子”,他在马拉哈伊街上租了一个小房子,夜间睡在床垫上,白天卷起铺盖做“干洗和蒸汽熨烫生意”,总是耷拉着嘴角,露出轻蔑和厌恶的神情。他习惯性地坐在小店门口等候顾客上门,每当邻居家的孩子经过时,他总是朝一旁吐口唾沫,噘起的双唇间挤出几句话:“百万孩子被他们杀了!你们这样的小崽子!屠杀了他们!”他说此话时,并非含着悲伤,而是带着仇恨、憎恶,仿佛在诅咒我们。

在拓荒者和不幸的小贩之间的天平上,我的父母没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们一只脚踏在隶属团体里(他们是健康基金会成员,为社区基金捐款),另一只脚则悬在空中。爸爸从心底里接近“不隶属者”的观念,从杰伯廷斯基分裂出来的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尽管他离这些人的枪炮非常遥远。顶多,他用他的英语知识为地下工作服务,为不定期出版的富有煽动性的非法小册子《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撰稿。热哈维亚区的知识分子对我的父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马丁·布伯倡导的和平主义理想,即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一往情深的密切关系,完全摒弃建立希伯来国家的梦想,以便阿拉伯人能够怜恤我们,恩准我们在这里住在他们脚下,这样的观念在我父母看来是一种没有骨气的抚慰,一种怯懦的失败主义,表现出犹太人在漫长的大流散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

我妈妈原来在布拉格大学读书,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完成学业,给准备考试的学生上家教课,讲述历史和文学。我父亲在维尔纳(今天的维尔纽斯)大学获得到了学位,又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守望山校园获得硕士学位,但他在希伯来大学没有机会获得教职。当时耶路撒冷有资格的文学专家的数量远远超过学生人数。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任课教师拥有真正的学位,即从著名的德国大学获得的光灿灿的文凭,而不是像父亲那样拿的是波兰人/耶路撒冷人的蹩脚文凭。他于是在守望山注的国家图书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夜晚坐在那里撰写希伯来中篇小说论和简明世界文学史。我父亲是一位颇富教养、彬彬有礼的图书管理员,表情严肃而羞怯,他系着领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身穿一件有些破旧的西服。他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点头哈腰,跳上前去为女士开门,执着地行使着那么一点点权利,充满激情地用十种语言引用诗歌,总是表现出友善并好玩的样子,不住重复一模一样的玩笑曲目(他称之为“趣闻轶事”或者“插科打诨”)。然而他的这些玩笑一般说来讲得比较费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而是我们在艰难时世里有义务取悦他人所做的积极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