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踪他并不困难:他车开得很慢。在马约门他闯了红灯,出租汽车司机不敢效尤。但我们在莫里斯—巴雷斯林荫大道追上了他。我们的两辆车并排停在一条人行横道线前。他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正如遇到塞车时并排的驾车者互相对视一样。

他把车停放在里夏尔—瓦拉斯大街,邻近皮托桥和塞纳河的最后几栋大楼前。他走进于连—波坦街,我付了出租车的车钱。

“先生,祝你好运,”司机对我说,“当心点……”

我猜想当我也走进于连—波坦街时,他的目光一直伴随着我。或许他为我担心。

夜幕降临。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次大战间的那种毫无特色的高楼矗立两侧,在于连—波坦街的两端间组成两道长长的正面墙。斯蒂奥帕走在前面,与我相距十米左右。他朝右拐进埃奈斯特—德卢瓦松街,走进一家食品杂货铺。

上前与他攀谈的时刻来临了。这对我是件极为困难的事,因为我很腼腆,而且担心他把我当成疯子。我会嘟嘟哝哝,和他讲话时语无伦次。除非他立即认出我,那样我就可以让他开口了。

他走出杂货铺,手里拿着一个纸包。

“是斯蒂奥帕·德·扎戈里耶夫先生吗?”

他的确吃了一惊。我们俩个头一般高,我因此更加胆怯。

“是我。你是谁?”

不,他没有认出我。他讲法语没有口音。必须拿出勇气来。

“我……我早就想见你……”

“为什么呢,先生?”

“我写……我写一本关于流亡的书……我……”

“你是俄国人?”

这是别人第二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出租汽车司机问过我。说到底,或许我是俄国人。

“不是。”

“你对流亡问题感兴趣?”

“我……我……我写一本关于流亡的书。这是……这是……有个人建议我去看你……保尔·索纳希泽……”

“索纳希泽?”

他照俄语发音说出这个名字。非常柔和,好似风吹过树叶的飒飒声。

“一个格鲁吉亚人的名字……我不认识……”

他蹙起眉头。

“索纳希泽……不……”

“先生,我不想打扰你。只想向你提几个问题。”

“非常高兴……”

他微微一笑,凄凉的笑。

“流亡,一个悲惨的题目……可是你怎么会叫我斯蒂奥帕的……”

“我……不……我……”

“叫我斯蒂奥帕的人大多已故世,剩下的恐怕也屈指可数了。”

“是……那位索纳希泽……”

“不认识。”

“我可以……向你……提……几个问题吗?”

“可以。你愿意去我家吗?我们在家里谈。”

于连—波坦街,我们走过一座通车辆的大门,然后穿过一个大院子,院子四周高楼林立。我们乘坐有双扉门、带铁栅栏的木电梯。由于我们身材高大,而电梯逼仄,我们不得不低着头,各自面向电梯内壁,以免互碰额角。

他住在六楼一套两居室里。他在卧室接待我,自己在床上躺下来。

“请原谅,”他对我说,“天花板太矮了,站着喘不过气来。”

的确,天花板离我的头顶只有几厘米,我不得不低头弯腰。而且,我和他,我们比通邻室的门的门框还高出一头,我猜想他常常撞伤额角。

“如果你愿意,你也躺下吧……”他向我指了指窗边一个浅绿绒面的小沙发。

“请别拘束……你躺着会舒服得多……即使坐着也会觉得是在一个太小的笼子里……不,不……躺下吧……”

我躺了下来。

他开了床头柜上带橙红色灯罩的台灯,它形成一个柔和的光源,在天花板上投下暗影。

“这么说,你对流亡问题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可是,你还很年轻……”

年轻?我从未想过我可能还年轻。我身边的墙上挂着一面镶金框的大镜子。我注视着自己的脸。年轻吗?

“呵……我可不年轻了……”

片刻的沉默。我们各自躺在房间的一侧,活像两个抽鸦片烟的人。

“我刚参加了一个葬礼,”他对我说,“可惜你没有遇到过谢世的那位老太太……她可以给你讲述许多许多的事……她是流亡贵族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是吗?”

“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子。起初,她在塔博山街开了一家小茶馆,她帮助所有的人……这是十分困难的……”

他坐在床沿上,弯腰曲背,双臂交叉于胸前。

“当年我十五岁……如果我计算一下,剩下的人不多了……”

“还剩下……乔治·萨谢……”我随口说。

“活不了多久了。你认识他?”

是那位石膏老人?还是蒙古人长相的秃头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