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女们（第2/9页）

尽管出了种种差错，营长依然非常高兴。其后八年，他每年夏至和冬至都赞助芭蕾公演。但他之所以平步青云，一再升官，原因可不在于为人慷慨，免费致赠任何物品。对一个决心在囚犯们翘辫子之前压榨出最后一丝生产绩效的人而言，营长发现芭蕾舞公演竟是一个极有效率的胁迫手段。观众席的座位——连同加给的配粮——保留给那些超越生产绩效的人们，而绩效的标准却是逐年升高。葛莉娜的外婆害她的观众们减低了几年阳寿。

到了第九年，一切画下句点。葛莉娜的外婆再过不到三个月即将获释，而劳改营的营长坠入了情网。像他这种人可能真的爱上另一个人吗？虽然不情不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没错，确实有此可能，他说不定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果真坠入情网。我们都曾跟这种男人打过交道，他们当然不是谋害众人的官僚政客，而是酗酒的男友、拳脚相向的先生、以及那些误以为种种讨厌的毛手毛脚之举皆是奉承的陌生人。方圆数千千米之内，葛莉娜的外婆是唯一一个见到了营长不至于感到百分之百憎恶的女人。说不定他将之误认为迷恋？不管原因为何，他在她获释八十五天之前把她叫进办公室。她随手关上办公室的门，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只听说了警卫们传播的谣言。据说营长坦然示爱，葛莉娜的外婆却婉拒营长的情意。即使过了几十年，葛莉娜的外婆婉言相拒的那一刻依然令人震惊。我们对她的仰慕原本已经渐渐干涸，但故事进行到这里，我们心中再度盈满对她的仰慕，一想到我们曾经指控她与敌人共谋，我们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营长不习惯受到拒绝。警卫们偷听到隐约挣扎、一声尖叫、衣衫撕扯破裂。营区其他人熟睡之际，营长成了葛莉娜的外公。

说不定他们从头到尾始终同床共枕。我们哪知道？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随着运动的结束，监狱纷纷拆撤。营区的行政官员从内政部转任到钢铁冶金部，办公室甚至换都没换。开采镍矿的矿工还是同一批人。我们的外婆们嫁给矿工、冶炼厂技工、甚至前营区警卫。为了收入与现实考量，她们待了下来：北极圈镍矿的薪资是全国之冠，更何况获释的囚犯们很难拿到回乡的居留证。葛莉娜的外婆便是其中之一。她抚养女儿长大，教导学童们。一九六八年五月临终之时，她躺在病床上，紧紧抓住值班护士的手臂，低声说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还来不及跟护士说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她就撒手西归。

但她的一生是我们外婆那一代的故事。葛莉娜的境遇才是我们这一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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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莉娜在一九七六年出生。产科医生不太喜欢孩童，因此，当他看到她却没有皱眉，大家莫不将之视为一个吉兆，认定她是个美人胚子。随着葛莉娜一天天长大，我们全都认可产科医生当年的真知灼见。葛莉娜不像她爸爸，也不像她妈妈，而是像她的外婆。

她爸爸是个矿工，她妈妈是一家纺织厂的女裁缝，没错，葛莉娜小时候，我们的妈妈们确实赞许她的父母。他们行事合宜，设法保持低姿态，各方面都不引人注目。他们从早工作到晚，谨遵“道德法典”的第二条守则：劳动应当认真负责，增进社会福祉——不事生产之人，不应享有食粮。他们在家中高声交谈，音量大到我们的妈妈们隔着墙壁也听得到他们没有私藏任何见不得人的秘密。但是说来奇怪，我们小时候，他们不准葛莉娜跟我们玩耍。他们婉拒我们的邀请，不让葛莉娜跟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国际青年团结日”举办庆典活动时，他们一家也提早离去。这些举动令我们的妈妈们起疑。“他们那家人啊，讲得好听一点是骄矜自负，讲得难听一点是破坏反动。”我们的妈妈们一边悄悄耳语，一边舀了一匙果酱加到热茶里。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虽然清算整肃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人们还是有意无意的说着类似的话。我们的城市不大，流言与耳语很容易成为裁决与定论。谁忘得了薇拉·安卓亚弗娜？她无意之间告发自己的母亲，结果却受到明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各大报刊的赞扬？如果不是肺癌先一步夺走了她的性命，葛莉娜的妈妈说不定也遭逢类似的命运。

直到小学三年级，我们才了解葛莉娜的爸妈为什么不让她跟我们交朋友。背诵了九九乘法表之后，我们出去吃午餐——我们精于默记与念诵，九九乘法表难不倒我们。葛莉娜被一条松开的鞋带绊了一跤，忽然往旁边倾斜，手里的书本飞到空中，跌跌撞撞，整个人摔到书堆里。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一条鞋带造成如此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