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马棚（第6/9页）

说罢，他扬长而去。男孩朝父亲看了看，父亲仍旧一言不发，头也不抬一下，一门心思捣鼓着轭具，调试着轭帽。

“爸爸。”男孩叫了一声。父亲瞅了他一眼 ——还是那副高深莫测的脸色，两撇浓眉下的灰眼睛闪着冷冷的光芒。男孩突然拔腿，疾步奔到父亲跟前，又突然停下。“你已经尽力了！”他大喊，“要是他不喜欢这么个洗法，当时为什么不说清楚？那二十蒲式耳才不给他！他啥也甭想拿走！到时候收了庄稼就全藏起来！我来守着…… ”

“我叫你把那把割草刀和那些家伙什儿放在一起，你去放好了吗？”

“还没有，爸爸。”他回答。

“那就快去放好。”

当天是礼拜三。从这天起，男孩就不停地干活，干得了的活也好，干不了的活也好，都一样干，用不着督促，用不着逼迫，他都任劳任怨；要说勤劳，是继承了母亲的性子，和母亲不同的是，他干的活里，至少有一些是他真心喜欢、乐于为之的，比如，他就总爱提着把小斧子去劈木头（这小斧子还是母亲和姨妈用自己挣来的钱 ——或是不知从哪儿省下的钱 ——买来当作圣诞礼物送给他的）。因为父亲和地主签订的文契里定有豢养猪牛的条款，男孩同两位老妇人一起（一天下午连一位姐姐也来了）搭起了牛栏和猪圈。又一日午后，男孩见父亲骑着骡子不知去处，地里人手不够，就主动去帮忙。

这回，地里用的是一把双板犁。哥哥扶着犁柄，男孩牵着缰绳，骡子铆足了劲，两人跟着走在一旁。肥沃的黑土不断绽开，溅落在光光的脚背上，湿漉漉的，凉意丝丝。男孩心想：没准这么一来，倒能让从前的生活告一段落了。为了张毯子，就贴上二十蒲式耳庄稼，自然有些不甘心，可要是能让他彻底改改脾气，不再像往常那样，倒很划得来。想着想着，不觉间恍若梦中，只听得哥哥厉声一喝，叫他注意骡子，可他仍旧浮想联翩：也没准他压根儿不准备凑齐那二十蒲式耳。没准一算账，全都给抵出去了，啥也不剩，到时候哪还管他什么玉米、地毯，索性一把火烧个痛快！太可怕了！就像被两群大马分着头又拉又扯，好痛苦！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很快，礼拜六到了。男孩正给骡子套犁具时，从骡肚子底下一抬头，便看见父亲穿上了黑外套，戴起了帽子。“别套犁了，”父亲令道，“套车。”于是，两个钟头后，男孩坐在车板上，父亲和哥哥在前驾驶，车子拐过最后一道弯后，那家饱经风雨的杂货店跃入眼帘。店的外墙连漆也没上，上头张贴着烟草和成药的海报，破破烂烂，廊下停着一辆辆马车，拴着一匹匹坐骑。男孩跟在父亲和哥哥身后，登上一级级久经踩踏已然凹陷的台阶，又一次被两列沉默的脸 “夹道相迎 ”。爷儿仨在左右的注视下走过，男孩瞧见一个架着眼镜的人坐在板桌后头，不用说他也知道那是个治安官。那个骑着高头大马来去如飞的人也在场，这一回，他戴上了硬领打起了领带，脸上的神情谈不上愤怒，倒是惊愕不已，打心眼儿里不敢相信（男孩自然不可能了解当中缘故）世上竟有这等岂有此理之事，堂堂地主，居然被自己手下的佃农告上了衙门；男孩虽只见过这人两次，此时却摆出一副势不两立的架势，目光中满是激昂地狠狠瞪了他一眼后，迈步上前，紧挨着父亲一站，冲治安官大声喊道： “他啥也没干！根本没烧…… ”

“回车上去。”父亲喝止他。

“烧？”治安官问，“意思是说这地毯已经给烧了？”

“谁说烧了？”父亲应道，“你给我回车上去。”但男孩并未遵命，只是退到堂后，与上次一样，店里头满是人，不过这回他不肯安坐一角，而是挤在一动不动的人群里站着，竖起耳朵旁听案前的对质。

“那么，你是觉得对损坏地毯做出赔偿，二十蒲式耳的玉米太贵了？”

“他把那毯子拿给我，叫我把上面的脚印洗掉，我洗干净了，也给他送回去了。”

“可你送回去的时候，那地毯和你踩过之前已经不是一个样儿了。”

父亲没有作声，足有半分钟之久，整个店堂里鸦雀无声，静得只听得见均匀而微弱的呼吸声 ——人们正聚精会神，侧耳聆听。

“你拒绝回答吗，斯诺普斯先生？”逼问之下，父亲仍不开口。“这样的话，我就判你败诉了。我判定，德·斯班少校的地毯是被你损坏的，应由你来承担责任，然而照你目前的情况来看，二十蒲式耳的玉米似乎过于严苛了。德·斯班少校说那地毯值一百块钱，而十月份玉米的市价大约五毛钱。依我看，对于德·斯班少校付过钱买下的东西，如果他能承担九十五块钱的损失，你也能承担你还没挣到的那五块钱。我裁定，作为对德·斯班少校的赔偿，你应于收获季节在文契规定以外，另缴十蒲式耳玉米。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