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第9/22页）

“那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自问道，睁开了眼睛，“由此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了防腐方法，有了科赫，有了巴斯德，也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实质，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们给疯人开舞会和演出，仍旧没有给他们自由，就是说，还是胡诌和徒劳无益。在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们的医院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可是悲哀和一种类似嫉妒的东西却不允许他漠不关心，这大概是因为他疲倦了的缘故。那沉甸甸的脑袋向书本垂了下去，他就用双手托住脸，以便舒服一点。他想道：

“我在为有害的事业服务，并从被我欺骗的人那里领取薪水，我不诚实。可是，须知，我本人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必然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城的官员都是有害的人，都白白拿薪水……也就是说，我不诚实并不能怪我，而是要怪时代……如果我晚降生二百年，我就成为另一个人了。”

当时钟敲了三次时，他吹灭了灯，走进卧室，但他不想睡。

八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忽然慷慨起来，决定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为津贴，为城市医院扩充医务人员使用，直到地方自治局医院开办为止。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也应邀进城。这是一个还很年轻的人，甚至不到三十岁，高个子，黑头发，高颧骨，小眼睛。大概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进城来的时候，身无分文，只有一个小手提箱，还带来一个年轻的丑女人，他称她是自己的女厨子。这个女人有一个正在喂奶的孩子。平时，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穿一双高筒皮鞋，戴一顶硬帽檐的大檐帽，冬天则穿一件短羊皮袄。他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以及会计交成了好朋友，而对其他职员却不知为什么称为贵族，而且躲开他们。他整个住宅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的最新处方》。他去出诊的时候，手里总是带着这本书。每到傍晚他都到俱乐部去打台球。纸牌他不喜欢玩。谈话时他最喜欢用的词是：无聊的拖延、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

他一星期去医院两次，查病房和在门诊室诊病。医院里根本没有防腐剂，放血用抽血缶。这一切都使他愤懑，但他也不使用新的方法，害怕这样会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认为自己的同行安德烈·叶菲梅奇是个老滑头，怀疑他有很多财产，暗地里嫉妒他。他恨不得占据了他的职位。

九

三月底，一个春天的黄昏，地上已经没有积雪了，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歌唱。医生送朋友邮政局长出了大门，正好在院子里碰上了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别人给他的施舍品回来了。他没有戴帽子，一双赤脚上穿着低腰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施舍物。

“给我一个戈比吧！”他微笑着对医生说，身体冻得发抖。

安德烈·叶菲梅奇从来不会拒绝别人的要求，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糕啊，”他想，一边瞧着犹太人的赤脚和又红又瘦的脚踝，“都湿啦。”

于是他心里引起一种既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跟在犹太人后面走进了厢房，时而看着他的秃顶，时而看着他的脚踝。医生进来时，尼基塔便从破烂堆上跳下来，立正站着。

“您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给那个犹太人一双靴子才好，难道不是吗？不然他会着凉的。”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管。”

“好吧，您就用我的名义去请求好了。就说是我要求的。”

从前堂到病房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床上躺着，他用胳膊肘支起身体，惊恐地倾听着陌生人的声音。他突然认出是医生，气得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满脸凶狠、通红，眼睛凸出，跳到病房的中央。

“医生来了！”他大声喊叫，并哈哈笑起来，“终于来了！先生们，我祝贺你们。医生赏光，拜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道，并跺起脚来。病房里还从来没见过他如此怒气若狂，“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便宜他了！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后，便从前堂探头向病房里看，温和地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大声嚷道，带着威胁的姿态走到他跟前来，又赶忙把衣服裹紧，“为什么？您是贼！”他嫌恶地说，好像要向他啐口痰似的努起嘴来，“骗子，刽子手！”

“请您安静一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歉地笑了笑，“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其他，您大概说得太夸张了。我知道，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您安静一点，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要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