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我终于离开令人窒息的医院。大导演已不需要我为影片提供任何服务，影片杀青后，也没人邀请我回剧组参与收尾。我倒是收到一张为我订的机票，要我速速离开菲律宾。飞回美国一路上，我一直思考“代表”问题。不拥有生产资料，可以导致夭亡，然而，不拥有自己代表自己的资料，也是一种死亡。因为，我们若只能被他人代表，这些人不定哪天会像用水管冲刷地板把我们的死从他们记忆的薄板上冲刷得干干净净。现在，我仍受伤痛折磨，尽管如此，边写这份检讨书边禁不住思忖：我是否在代表自己？还是您，读我检讨书的人，在代表我？

邦在洛杉矶机场接我。我见到他，心情好了些许。邦没变，还是老样子。我回到公寓，打开房门发现，虽然房里没任何改善，但也没变得更糟，我舒了口气。老旧的主体空间里最醒目的还是那台北极牌冰箱。邦很有心，在冰箱里备了不少啤酒，足够我用来调整时差导致的种种紊乱，但不够我用来抚平看似突如其来其实已揉入我每个毛孔的伤感。邦睡了。我没睡，读着巴黎姑妈的最近来信。睡觉前，我尽职尽责写好了给她的情况报告。“《村庄》杀青。”我写道，“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光复运动收入来源已定。”

“一家餐馆？”邦与我喝第一轮啤酒时，透露了这个消息。我很诧异。

“是的，夫人开了家餐馆。她的厨艺还真不错。”

自从上次吃了夫人做的很拿得出手的越南菜后，我迄今还没吃过一次像样的越南菜。这是一个我联系将军的充足理由。于是，第二天，我给将军打电话，恭贺夫人开始新事业。果不然，他催我过去，说要在他们餐馆为我接风洗尘。餐馆位于横贯唐人街的百老汇大道上，旁边有一家茶馆和一家草药店。“以前在堤岸，是我们包围中国人。”将军站在餐馆收银台后，说道，“现在，他们包围了我们。”他叹了口气，手搁在收银机键盘上，像要将它当作钢琴，狠狠敲出一个高音。“我刚来这里，可一无所有，记得吧？”“哪能忘记。”我说道。其实，他哪是一无所有来这。夫人将不知多少黄金细软缝进自己和子女衣服的夹层，将军也在腰上绑了条钱带，里面不知塞有多少美元。不过，健忘像苹果派一样太美国不过了。说到苹果派，美国人认为，这远胜过上不了台面的派饼和外国闯入者做的教人心生疑虑的食品。美国人和越南人一样，对不了解的食品总满腹狐疑，他们看待这类食品如同看待带来它们的陌生人。我们本能知道，要让美国人接纳我们这样的难民，先得让他们吃得下我们的食品（更不用说还得让他们吃得起、叫得出）。要让他们肠胃不抵触我们的食品，换句话说，要靠卖食品赚他们钱，绝非易事，因此我跟将军说，他与夫人开餐馆，确实很有胆量。

“胆量？我觉得丢人。如今，我竟然开餐馆，你预见到这天吗？”将军指指并不宽敞的餐馆。之前，它是一家炒杂碎小吃店，四周墙上还见斑斑点点闪着黄里透黑的油垢。“没想到，将军。”我说道。“是啊，我也没想到。就是开餐馆，也该开家像样的才是，哪像这样。”他的语气透出虎落平阳的无奈，我禁不住同情起他来。餐馆没做任何翻新：破旧不堪的油毡地板，单调沉闷的黄色油漆，头顶上直晃晃刺眼的灯光。“服务员，”他强调，“都是我们的老兵。那个，是特种部队的；那个，是空降兵部队的。”服务员戴像卡车司机戴的帽子；准是廉价旧货店清仓大甩卖或牛高马大的美国人捐赠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晃来荡去。他们看起来哪像曾经的杀手，倒像头发难看、没名没姓、送中餐外卖的男人，像没买保险、在医院急诊室忐忑不安等着治疗的男人，像无证非法驾车出了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男人，走路左摇西晃，像将军领我去的那张腿长短不一的餐桌。夫人亲自给我端来一碗特色河粉，坐了下来。我吃着河粉，将军与夫人则一旁看着。河粉可谓越南国粹，这是我吃到的最好的河粉之一。“还那么美味。”我嘬了第一口汤，嚼了第一口粉，夸道。夫人无动于衷，跟将军一样，反倒郁郁寡欢。“您真该为您这……这手艺感到自豪。”

“该为卖河粉感到自豪？”夫人说道，“该为拥有丁点大的餐馆感到自豪？丁点大，是一个顾客说的。”“连‘拥有’都算不上。”将军说道，“租的。”与他们的郁郁寡欢相配的是他们的打扮。夫人的头发盘在脑后，用簪别住，像图书馆女工作人员的发髻，没一点情调。以前，她的头发几乎时刻保持蓬松或蜂窝形状，时尚抢眼，让人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歌舞升平的日子。夫人的穿着与将军的一样，一看就知道是买来的现成衣服，一件像男人穿的开领短袖衬衫，一条要型没型的卡其布裤，一双通常是美国老百姓穿的帆布胶底鞋。简而言之，他们的穿着，跟几乎所有我在超市、邮局或加油站见到的中年美国夫妇的穿着一模一样。他们穿着这些衣服，跟许多美国成年人一样，看似发育太快的孩子。尤其是美国成年人爱用吸管喝着超大杯装苏打水，这时，配上穿着，酷似小大人。这对开餐馆的小资产阶级夫妇已经不再是爱国的贵族阶层。我跟后者一起生活过五年，不仅畏且恋他们三分。将军和夫人的郁郁寡欢也传染了我。于是，我转移话题，聊起我以为可提振情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