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3/7页）

我有一种冲动，恨不得朝传来笑声的酒吧阳台打去一梭子弹，为他们助助兴。将军下了车，我以为他有同样的冲动，但他转而往国会大厦之间草坪上立着的丑陋雕像走去。我后悔把柯达相机放在了背包里，否则就可以拍下眼前的情景：将军向一座巨型雕塑行军礼，其造型是两个冲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后面的英雄看似对前面战友的屁股很感兴趣。邦和客车上的其他男人也在向雕塑行军礼，而我脑子里转着一个问题：这两个海军陆战队队员，是在保护晴天里在他们注视下来来往往的民众呢，还是要进攻他们手中机枪枪口瞄向的国会大厦？车上有男人开始抽噎。我也举手向雕像行军礼。就在这当儿，我豁然开朗：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模棱两可。南越空军可是轰炸了独立宫(3)，南越陆军枪击并用刀刺杀死了南越第一位总统及其胞弟(4)，争权夺利的南越将军们策动了多得我数不过来的政变。第十次政变后，我认清了这个混乱荒谬的国家，既绝望又愤怒，同时感觉到一抹幽默。在这三种心态的混合作用下，我重新坚定了革命信念。

将军了却一桩心愿后上了雪铁龙。车队沿单行道徐图街经过广场，继续往前行驶。我最后看了一眼季弗罗咖啡店。在这里，我曾先后与一些正经西贡女孩享用法式香草冰淇淋，她们干瘦如木乃伊的舅妈或姨妈陪在身边，寸步不离。再往前，我看到了布罗达德咖啡店。是这家咖啡店让我爱上了可口的法式可丽饼，尽量装作没看见店外穷困潦倒的人，或颠或瘸来来往往。有的手呈杯状，捧在胸前，没手的则用牙齿咬住帽兜朝上的棒球帽帽舌，乞求施舍。截肢军人摇着空空荡荡的衣袖，像失去翅膀的鸟儿；上年纪的乞丐一声不吭，眼镜蛇似的直勾勾盯着行人；街头混混极尽夸张描述自己可怜的境况；年轻的寡妇晃着可能因为肚疼而不停哭闹的婴儿，婴儿没准是租来的；还有各式各样残疾人，展示着世上各种令人恶心的残疾。车队沿徐图街继续北行，经过一家夜总会。很多晚上，我在这里跟年轻女士跳恰恰舞。她们着超短裙，最近还蹬起了看似要撅断脚背的高跟鞋。这一带曾是自以为是皇亲贵胄的法国人金屋藏娇之地。后来，俗气的美国人把这里变成了低俗闹腾的酒吧街。有旧金山酒吧，纽约酒吧，田纳西酒吧。霓虹灯昭示着店名，自动播放机播放着乡村音乐。在酒吧放纵了一夜，谁若良心不安，出酒吧后踉跄往北，至徐图街尽头，便到了一座砖结构巴西利卡风格教堂。将军领着我们经二征夫人街，正好来到此处。教堂前立有一座白色圣母雕像。圣母马利亚双臂张开，眉目低垂，安详宽宏。她与儿子耶稣基督随时接纳徐图街上的所有罪人，虽然他们的信徒与神父们——包括我父亲——常拒我于千里之外。我要求在这座教堂与敏接头，秘密汇报工作。我俩在这里单膝跪地，貌似虔诚，但其实是无神论者，不信天主只信共产主义。因此，我俩礼拜，煞是滑稽。

我们每周三下午见。这个时间教堂人少，为数不多的贵气遗孀，头披镶边纱巾或黑色丝巾，唪诵着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早不做祷告了，不过，听她们祷告，也禁不住摇舌鼓唇。她们还跟步兵一样坚韧。周末弥撒，教堂人满为患，体弱的、上年纪的，有时受不住高温闷热晕厥过去，但是她们能定定坐着做完弥撒。教堂穷，安不起空调，但换个角度看，中暑也是表示虔诚的一种方式。说到虔诚，世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徒很难比得上西贡的兄弟姐妹，他们大多数跟我母亲和我一样，一九五四年从越共控制的北方逃过来（才九岁的我没有话语权）。敏觉得在教堂碰头饶有趣味，他和我一样曾信天主教。我俩装作是虔诚信教的军官（真正虔诚信教的军官哪有一个礼拜只做一次弥撒？）。我装作告解向他报告自己政治和个人生活的过失，敏轻声说着，当然不是神父之言，而是我的任务。

“去美国？”我问道。

“去美国。”他肯定道。

一得知将军撤离计划，我立刻向敏报告了。上礼拜三在教堂，敏的上级通过他给我布置了新任务。敏的上级是谁，我不知道。这样更安全。从中学开始，我们几个有共同追求的人成立了秘密学习小组，邦则继续走着一条中规中矩的路。成立学习小组是敏的主意，小组成员有三个人：敏、我和一个同班同学。敏是组长，引导我们学习革命经典，讲授党的思想要义。我知道，敏当时还是另一个秘密小组的普通成员。至于那个小组的其他成员，我一无所知。敏说过，隐秘性和层级性对革命至关重要。因此，敏的上面有一个更坚定的机构，它的上面又有一个更坚定的机构，如此往上，我估计，最顶层就是胡志明伯伯了。只要胡伯伯活着，他应该是最坚定的革命者。胡伯伯坚信，“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加宝贵。”为了这句话，我们甘愿付出生命。敏很容易理解接受这种信念，也很容易理解接受学习小组、机构和团体的话语。他的革命基因承自他的一位大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征召大伯入伍，派他去了欧洲。在那里，他专事挖坟。“最让殖民地百姓兴奋的是看光溜溜的白种男人的尸体。”大伯说过。敏这么告诉我。大伯掏过他们黏黏的粉红色内脏，悠然自得地观察过他们干瘪怪样的阳具，曾因他们腐臭的炒鸡蛋似的脑浆吐到翻江倒海。经他手埋的白种男人数以千计，这些敢死的白种男人个个年纪轻轻，死后得到的无非是蜘蛛似的政客们蛛丝般的哀辞挽语，将他们裹了起来。渐渐地，大伯明白了，原来，法国政府将精华留在国内，遣庸人杂碎去往印度支那。在殖民地任职的要么是校园里欺小凌弱的坏蛋，要么是国际象棋俱乐部里不入流的棋手，要么是血统不纯的会计，要么是舞会上不受待见的可怜虫。大伯到了法国后，能看到这类人个个不受待见，潦倒落魄。“这些在法国毫无地位可言的白种人，”大伯愤愤然道，“竟有脸要我们把他们当半个神看。”后来，大伯爱上了一个法国女护士，更加激进地反对起殖民主义。她是托洛茨基分子，声言只有法国共产党才能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在她鼓动下，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为了这个法国女护士，他吞下了像红茶一样难喝的漂流异乡的苦水(5)。他们俩有一个女儿。敏塞给我一张纸条，低声告诉我，这个女儿也就是他的姑妈，生活在法国。纸条上有她名字与她在巴黎第十三区的住址。敏的姑妈，我们的同胞，从未参加共产党，因此不可能被监视。“我想你不能直接寄信到越南。信由她转。她是个裁缝，养了三只暹罗猫，没有子女，个人各项记录清白。你就将信寄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