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就是现在，每天查我牢房的娃娃脸看守动辄叫我杂种。我一直希望您手下能用好听一点的名字叫我，尊敬的指挥官。他叫我杂种，我也没觉诧异。不过坦白说，杂种两个字总归伤我。他不妨换个名字叫我，比如混种或混血，这么叫也有先例，行吗？或者，叫我梅蒂人(1)如何？法国人就不叫我混血欧亚人，而叫我梅蒂人。欧亚人一词在美国人眼里有几分浪漫，但是并不受法国人待见。在西贡，我偶尔与法国人打交道。尽管越南早已不是法国人天下，这些怀旧执拗的前殖民者仍不愿离开。法国人早年在西贡建立的运动休闲总会是他们聚集之地。在这里，他们品着法国绿茴香酒，嚼着法式鞑靼牛排。过去，西贡的一些街道，如诺罗敦大道、夏斯卢·罗巴大街、阿尔贡码头大街的两旁，可不少见这样的情景。这些街道已改名，但法国人仍叫着它们过去的法语名。他们在运动休闲总会摆出一副傲慢的新贵派头，对越南侍者颐指气使。我与他们打交道时，他们会用边境守卫查验护照的疑忌眼神打量我。

混血欧亚人的发明者不是法国人。当年在印度的英国人拥有这项发明权，他们也忍不住尝了被称作黑巧克力的印度女人的味道。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远征军跟戴太阳帽的盎格鲁人一样，也抵制不住当地女人诱惑。他们为此创造了一个新混合词美亚人，来称呼我这类人。用美亚人称呼我显然是一个错误，但我还真不能怪罪他们，因为美国大兵在我们这个热带国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子女，多到可以成立一个小国。美国大兵，英文叫GI，Government Issue的缩写，意思是“政府的孩子”。美亚人也是政府的孩子。我的越南同胞，较之缩略语更喜欢委婉语。他们称我这类人为“生命尘埃”。更考究些，我在西方学院查阅的牛津英语词典将我定义为“佐证了人本性的孩子”。然而，在我了解的所有国家里，法律明文把我归为私生子之类。母亲称我为爱之子，不过我不想多谈。说到底，还是我父亲做得好。他压根不用任何名字称呼我。

也难怪我会追随将军，他跟我的兄弟敏和邦一样，从不嘲笑我不纯正的血统。谈到选我做他随从，将军说：“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你做事的能力，哪怕我让你做的事或许并不是很好。”我不止一次证明了我的能力；此次安排撤离只是展示了我能力的一个方面。做这件事，合法与不合法仅一线之差，我拿捏得恰到好处。撤离的军官名单已拟定，前往机场的客车安排妥当，最重要的是，为保证顺利通行，该打点的钱也打点到位。我用作打点的一万美元，是将军请示夫人后批拨的经费。“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夫人坐在她的客厅里，喝着乌龙茶，说道。“这是非常时期，”我说道，“这么一笔钱能让九十二个人撤离，是一笔挺划算的买卖。”夫人不会不知道行情。西贡城里各种传闻如铁轨上跑着的火车，只需将耳朵贴近就能听到：签证、护照和撤离飞机上的座位都有不同的打包价，另据紧迫程度，价格又有差异，可高达数千美元。即便打点也不易，须找到愿意收钱办事的人。我先找到花花太岁少校。他是我在阮慧大街一家名为粉红的夜总会里结识的。当时，夜总会里一会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播放的震耳欲聋教人迷离的音乐，一会是加州乡村乐队的流行音乐。我俩交流时，要喊着才能让对方听清自己说的话。我了解到他是机场值班军官。我打点了他一笔，相对而言，不多不少的一千美元。他告诉了我谁在我们去机场那天把守入口，上哪儿可以找到带队中尉。

准备已就绪。邦接到了妻子儿子。七点钟，撤离的人集合，等待坐车前往机场。两辆蓝色客车停在将军别墅大门外。所有车窗用铁丝网住。假设袭击者朝车里扔掷手雷，手雷会被反弹回去。当然，若用火箭筒之类的装置向车里发射手雷，车里人只有祈祷上帝佑护了。等在别墅院子里的有好几家人，他们恨不得马上离开。夫人与别墅内务人员站在台阶上。她的几个子女静静坐在雪铁龙后排座上，像外交人员一样不动声色望着站在车大灯前抽烟的克劳德和将军。我拿着撤离人员名单，叫着男人及其家人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上前一步，我核对后指示他们上哪辆客车。每个成人和孩子均按要求只带一个箱子或一个提包。一些孩子还攥着薄毯或抱着西方面孔的塑料人偶，夸张地咧嘴大笑。邦走在最后，搀着灵的肘弯领她走向要坐的客车，灵空出的手则牵着德的手。德到了可以放开胆子走路的年龄，他的另一只手玩着黄色悠悠球。悠悠球是我从美国带给他的礼物。我朝他做了个敬礼手势，他严肃地皱眉，止住脚，抽开被灵牵着的手，也向我敬了个礼。“全部到位。”我报告将军。“好，那就出发吧。”将军用脚跟碾灭烟头，指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