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被绞死的人（第5/34页）

“没什么。”

最使他担心的是生怕自己会突然不可克制地狂喊起来，没有话语，而是——像野兽那样嗥叫。这时他便轻轻地碰碰维尔涅，而那一个呢，连眼睛也没有抬一下，低声地回答说：

“没什么，华西亚(1)。很快就要结束了。”

第五个恐怖分子是个女的，叫丹尼娅·柯伐尔楚克。她一直用充满母爱的目光望着所有的伙伴，为他们担惊受怕。她还没有生过孩子，还很年轻，红通通的脸蛋，就像谢尔盖·戈洛文一样。可是她的一举一动，却像是这些人的母亲：她的目光、笑容乃至恐惧，都流露出母亲般的关切和无限的慈爱。对法庭，她完全视若无睹，就好像同她毫不相干似的。她只是关切地听着同伴们怎样回答审讯：声音有没有发抖，是不是害怕了，要不要给点水喝。

在审讯华西亚时，她难过、痛心得不敢看他一眼，只是悄悄地捏着自己胖胖的手指头。在审讯莫霞和维尔涅时，她始终自豪地、敬慕地注视着他俩，脸上的表情显得严肃和聚精会神。而对谢尔盖·戈洛文，则一有机会就投之以温柔亲切的微笑。

“可爱的孩子，正在看着天空呢。你看吧，看吧，可爱的小鸽子！”她在心里这样想着戈洛文，“可是华西亚呢？怎么会这个样子？我的天哪，我的天……叫我拿他怎么办呢？该开导开导他——这也许会更糟：万一他哭起来怎么办？”

就像霞光下的一池止水，清晰地映照出空中的云，她那丰腴、可爱、善良的脸反映出了另外四个人感情的瞬息变化，反映出了他们的全部思虑。而对于她自己也在同样受审、也将同样被绞死这些事，她却完全置之度外，连想都没有去想一下。那一大堆的炸弹和甘油炸药就是在她的家里搜查出来的，而且，说来也奇怪——正是她对警察开枪拒捕，使一个暗探的头颅挂了花。

审讯在八点钟结束，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莫霞和谢尔盖·戈洛文目睹着蔚蓝的天空渐渐暗淡下来。天空没有像夏天的傍晚那样泛出淡红色的霞光，没有露出娴静的微笑，而且渐渐昏暗下来，渐渐发灰，随即一下子变成了寒冷的冬夜。戈洛文叹了口气，伸了个懒腰，又朝窗外瞥了两眼，但那里已经是一片漆黑的冬夜。于是他继续捋着小胡子，带着孩子气的好奇心仔细打量着法官们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并对丹尼娅·柯伐尔楚克微笑了一下。而莫霞呢，在天色已经变黑之后，并没有垂下眼睛看着地下，而是平静地把目光转到屋角落里；那里有个蜘蛛网被火炉里冒出来的看不见的热气冲击得一个劲地微微晃动。她就这样望着屋角落，一直到宣判。

宣判后，被告们同几个穿燕尾服的辩护律师告别，竭力回避他们因无能为力而深感歉疚的张皇、怜悯的目光。被告们在门口碰了一会儿头，相互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没什么，华西亚。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维尔涅说。

“是啊，老兄，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华西里·卡希林大声地、不在乎地，甚至显得挺愉快地回答说。

他说的是真话，他的脸颊上已浮起淡淡的红晕，不再像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了。

“见他妈的鬼去吧！这帮混蛋竟敢判我们绞刑！”戈洛文无所顾忌地骂道。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维尔涅平静地回答。

“明天将宣布最终判决，这以后他们就会把我们关在一起了，”丹尼娅·柯伐尔楚克为了安慰大家，这样说，“直到行刑之前，我们都将待在一起。”

莫霞始终没有作声。后来，她挺起身子，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到了最前面。

三 “不该绞死我”

在审讯恐怖分子前两个星期，同一个地方军事法庭，只是另一批法官，审讯了一个叫伊凡·扬松的农民，将他判处绞刑。

这个伊凡·扬松本在一个富裕的农场主那里当长工，同所有打光棍的穷雇工并没什么两样。他是爱沙尼亚人，出生在维森别格，长大后到处漂泊，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几年之后，终于来到了首都地方。他俄语说得很糟，而主人拉扎列夫却是个俄罗斯人，附近一带又没有爱沙尼亚老乡，所以两年来扬松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看来这个扬松天性就不爱说话，他不但对人，就连对牲口也难得开口。他默默地饮马，默默地套车，然后慢腾腾地、无精打采地迈着碎步，迟疑不决地围着马打转；当马对他的沉默感到不耐烦而耍起性子来乱蹦乱跳的时候，他就扬起鞭子默默地抽打它。他抽打起牲口来凶狠、残酷，不肯停手。要是正好碰上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那可更不得了，直往死里抽。那时连正屋里都听得到呼呼的鞭子声和马因为剧痛在牲口棚的地板上惊慌失措地乱蹦乱跳的蹄子声。为了扬松打马，主人曾经打过他，但打也无济于事，扬松依然如故；主人无可奈何，只得随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