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室里（第2/5页）

门口响起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生气勃勃的、爽朗的讲话声和他轻快的脚步声。这使希兹尼亚科夫害怕得愣住了，他期待着，忍不住出声地呻吟起来，于是益发感到害怕了。他们一起喝酒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两个人坐在一家小酒馆里，店堂里只有一盏灯，周围又昏又暗，黑压压的顾客们不知为什么都压低着声音说话，于是他们两个也一样悄声地交谈着。当时，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的脸色苍白而激动，怨天尤人地抱怨做小偷的艰难，并且不知为什么伸出一只手来，让他摸摸没有接合准的断指骨。希兹尼亚科夫吻了吻他，对他说：

“我喜欢小偷。他们都是勇敢的人。”他说着，就举杯同对方挽臂而饮，从此誓同手足，虽然他们之间早就以“你”相称了。(1)

“我也喜欢你。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又谅解干我们这一行的哥儿们，”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回答说，“你看看我这只手：嗬，什么样的手啊！”

那只白白的手又伸到他眼前。这手以它的苍白而招人怜悯。希兹尼亚科夫当时突然若有所悟，只是现在已记不清所悟的是什么，而且也不可能再记起了。他当时吻着那只手，而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则自豪地嚷道：

“这就对啦，我的兄弟！我们宁肯死，也决不屈服！”

这以后，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起来。他眼前一片混乱，人们叫着，嚷着，吹着口哨，灯光在跳动。当时，这是一种欢乐，而现在，当墙角落里躲藏着死神，而白天正从四面八方步步逼近，迫使你必须生活、必须行动、必须为着什么去斗争、必须有所祈求的时候，这使他感到痛苦，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害怕。

“你还睡着哪，老爷？”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在门外讥讽地问道，可是没有得到回答，便又加了一句，“好吧，睡你的去吧。”

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的熟人很多，都来找他。一整天，大门吱吱嘎嘎响个不停，不断传来低沉的谈话声。那门每响一次，希兹尼亚科夫都以为这是来找他，要把他带走；因此，他在被窝里愈缩愈紧，并久久地谛听着，分辨到底是谁在说话。他等待着，痛苦地、全身战栗地等待着；虽然世界上谁也不会到他这里来找他。

过去，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总之很久以前，他曾经有过一个妻子，但已经死了。在妻子去世前很久，他曾有过兄弟姐妹，而更早一些时候，还有过一位美好的、他称之为母亲的人，但形象已经依稀、模糊了。现在，他们都死了；也许，他们之中有的还活着，但也都已经消失在这茫茫无际的世界中，似同死了一般。他自己也很快就要死了——这一点，他很清楚。今天，他要是从卧榻上起来，两只脚将哆哆嗦嗦地站立不住，双手也将不听使唤，尽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这就是死。但在死来到之前还得活，而这一点，对于一个身无分文、患着病而且失去意志的人来说，实在是一项可怕的任务。因此，希兹尼亚科夫完全陷入绝望之中。他甩开盖在身上的被子，双手猛地朝身背后弯过去，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发出长长的呻吟；这呻吟仿佛是从数千个受折磨的胸膛中同时迸发出来的，所以听起来充满着难以容忍的、已经到了极限的痛苦。

“开门，魔鬼！”杜妮雅莎在门外一边叫，一边用拳头擂着门，“不然的话，我会把门砸烂的！”

希兹尼亚科夫哆哆嗦嗦地摇晃着身子，走到门口，把门打开，然后连忙退回去，几乎像摔倒似的躺回床上。梳好发结、搽了粉的杜妮雅莎紧挨着他坐下来，把他挤到了墙边上。她跷起二郎腿，神气活现地说：

“我给你带来了一条新闻。卡佳昨天把灵魂献给了上帝。”

“哪一个卡佳？”希兹尼亚科夫问道。他感到自己的舌头很笨重，不听使唤，好像这舌头根本不是他的。

“看你，忘了吧，”杜妮雅莎笑了，“就是在我们这儿住过的那个卡佳。她离开这儿才一个星期，你怎么就忘啦。”

“她死啦？”

“是啊，人人都要死的，她死啦。”

杜妮雅莎伸起一个短短的指头蘸了蘸唾沫，擦掉睫毛上的香粉。

“她为什么要死？”

“大家为什么要死，她也为什么要死。谁知道她为什么要死。我是昨天在咖啡馆里听说的。人家告诉我，卡佳死啦。”

“她生前你喜欢她吗？”

“当然喜欢她啦。这还用得着问！”

杜妮雅莎那双愚蠢的眼睛，呆呆地、淡漠地望着希兹尼亚科夫，一条肥胖的腿不停地摇晃着。她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好，只是竭力用那种含情的目光盯着躺在身边的人，以表示自己对他的爱；为此，她稍稍眯起一只眼睛，抿起厚厚的双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