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师（第2/20页）

为了维持生活，我一星期有三天过河到新泽西州去做工，那工作是我进大学的头一年暑假以来时断时续在做的。当时报上登了一个招聘广告，承诺积极推销可以获得高额佣金，我就前去应聘。每天早上八点钟，我们这一帮人就给送到新泽西州的某一个纺织小镇，挨家挨户去兜揽杂志的订户，下午六点等在一个指定的酒馆外面，由监工的麦克埃洛开车把我们送回纽瓦克市内。他是个长得漂亮的酒鬼，留着两撇细细的小胡子，总是不厌其烦地警告我们——两个把赚来的钱攒起来上大学的、一心求上进的小伙子和另外三个没精打采的老油条，他们的脸色苍白浮肿，什么倒霉的事情都经历过了，如今已颓唐不堪——不要同孤身在家、用夹子卷着头发的家庭主妇胡来：否则你就很可能不是被生气的丈夫揍死，就是遭到漫天要价的敲诈，或者染上五十多种不治的淋病中不知哪一种淋病，尤其是，一天只有这么几个小时。“或者陪人睡觉，”他不动声色地劝告我们，“或者就推销《银幕》。你们自己选吧。”我们两个大学生叫他“财神爷的祖先”。由于没有一个主妇曾有请我进门歇一歇脚的表示——而且不管是什么年龄的女人，只要她在纱窗门后哪怕是稍微愿意听我一句推销的话，我就特别提高警惕，生怕她会有勾引我的打算——我迫于生计，选择了工作上的完美无缺，而不是生活上的心情享受。一天奔波下来，可以赚到十元、二十元佣金，而前途仍空白一片。我后来放弃了放浪的生活——和我已不再爱的五层楼上的女朋友——在那位著名的纽约编辑的帮助下，作为一个通讯员，给请到夸赛休养地去过冬，这还只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夸赛是艺术家们在乡间的一个隐居之地，同洛诺夫的山庄只隔一道州界。

我从夸赛给洛诺夫寄去了刊登我的小说——至今一共四篇——的文学季刊，并附一信，告诉他“几年前”我在大学里读到他的作品时对他的敬仰之情。我还同时提到我读过他的“国人”契诃夫和果戈理的作品，接着用别的明确无误的方式，表露我是一个多么严肃的文人——而且又是多么年轻。但是，我发现我写什么东西都没有像我写那封信那样吃力。不可否认，这些话都是真话，但是我一写下来就觉得显然是假的，越是要显得真诚，效果就越糟。我最后寄出的信已是第十稿了，发出了以后又想伸手到邮箱里把它掏回来。

我在那间陈设简单却很舒服的起居室里讲我的经历也并不成功。因为在洛诺夫的早期美国式的壁炉前面，哪怕是最不刺耳的脏话，我也无法说出口来，麦克埃洛是我的朋友中最叫我喜欢的一个，我模仿他的腔调确实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而且我也不能很自然地谈到麦克埃洛告诫我们要提防的全部危险，或者提到如果真的有机会我可能会多么经不起诱惑。听了我对原来已够平淡无奇的小传作了偷工减料的介绍以后，你大概会觉得，我这次前来，不是因为我接到了这位名作家的热情、有礼的信，邀我到他家中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而是在最严格的审查者的面前，陈述一件对我个人极其要紧的事，我要是走错了一步，对我有无限价值的东西就会永远失掉了。

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即使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我是多么迫切需要博得他的青睐，和为什么需要博得他的青睐。我羞羞答答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了我的经历——虽然在那充满自信的年代里这是不合我的性格的——我一点也没有因此感到发窘，倒反而因为发现自己没有拜倒在他脚下的钩针编织的地毯上而感到奇怪。因为你瞧，我就是为了要想充当E.I.洛诺夫的精神上的儿子而来的，就是为了要祈求得到他道义上的赞助，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得到他支持和钟爱的神奇庇佑。当然，我有自己慈爱的父亲，不论什么时候去找他，他总是有求必应，但是我父亲是个治脚病的医生，不是个艺术家，而且最近因为我的一篇新小说我们家有了严重的分歧。他对我写的东西感到迷惑不解，就跑去找他精神上的导师，一个叫奥波德·瓦普特的法官，要这位法官帮他的儿子醒悟过来。结果是，二十年来我们无话不谈，几乎从未间断，如今却快有五个星期没有说话了，我也就到别的地方去找父辈的支持了。

这种支持不仅要来自一个不是脚病医生而是艺术家的父亲，而且要来自美国最有名的那位文学苦行者，那位坚忍不拔和无私无我的巨人，他在第一本书和第六本书（为此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但他悄悄地婉谢了）之间的二十五年中，几乎没有读者，得不到赏识，即使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总是被当做旧世界犹太人聚居区里的一个遗老而不屑一顾，被当做一个不合时代步伐的民间传说作家，对当前文学和社会上的主流不问不闻，令人叹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几乎谁都对此不放在心上。甚至在他的读者之中，也有些人认为，E.I.洛诺夫关于美国人的幻想作品，是他在沙皇俄国反犹迫害中受伤致死以前（像他父亲几乎因此丧生一样），在那里某个地方用意第绪文写的。使我极其钦佩的，不仅是他始终只写他自己那种小说的坚忍不拔精神，而且是他在“被发现”和流行起来了以后，婉辞一切奖金和学位，不参加任何名誉团体，不接受任何记者访问，不给照相，好像把他的脸同他的小说联系起来是件滑稽可笑的不相干的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