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在我们这个地区，接下来的日子却比在战争期间更有死亡的风险。占领期间，敌人在明处，因此看得见，但在解放期间，一些冷枪在这里或那里响起，没法控制。把那些孩子接回黄别墅后，蓬斯神父禁止我们走出花园。然而吕迪和我还是会忍不住爬到我们的老橡树上，它的树枝伸到了围墙外边，从树缝里看得见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平原和远处的农场。从那里虽然看不到战争场面，至少可以看到一些打仗过后的硝烟。就这样我看见了那位德国军官，那位在莲蓬头下选择不出卖我们的德国军官，穿着衬衫，浑身是血，肿胀的脸，剃光了头发，被一些全副武装的抵抗运动成员押着，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报复……

食物供应总是很成问题，为了抵御饥饿，吕迪和我在草地上找到一种深绿色的草，看上去要比其他草肥厚些，我们采了一大把，然后放到嘴里尝了尝，有些苦涩，麻麻的，但这让我们感觉嘴里有东西填充。

秩序渐渐恢复，但传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药剂师马塞尔小姐在经受了可怕的酷刑后，被带到东部。她怎么回来呢？还能不能回来？人们在战争中担心的一些事件渐渐被证实了：纳粹在集中营屠杀了大量囚犯，几百万人遭到杀戮，或被枪杀，或被毒气窒息，或被活埋。

我又开始尿床了，惊恐以后怕的形式表现：我被自己已逃脱厄运吓坏了，我的羞耻感也是回溯性的，我想到了那天我隐约见到却不想打招呼的父亲。但那真的是他吗？他是否还活着？我母亲呢？我因为悔恨而加倍爱他们。

在无云的夜晚，我会溜出寝室凝望天空。当我盯着“妈妈和约瑟夫的星星”时，那些星星仿佛又在用意第绪语唱歌。我的眼睛很快模糊了，我开始哽咽，抱着双手站在草坪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蓬斯神父不再有时间给我上希伯来语课。几个月来，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寻找我们父母的踪迹，翻阅从布鲁塞尔带来的资料，那是抵抗组织编制的被带走处死的人员名单。

对我们中的有些人，消息来得很快，他们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下课后我们去安慰他们，照顾他们，然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想到了自己：我是否就是下一位呢？迟迟不来的会是一个好消息还是最坏的消息？

当无情的现实逐渐代替了侥幸的希望后，吕迪开始相信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像我这样的倒霉蛋，事情不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确实，蓬斯神父每星期都会带来一些不幸的消息。先是他的大哥，接着是另一个哥哥，接着是姐姐们，然后是他父亲，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毒杀。每一次，无比巨大的痛苦击倒了我的朋友，我们在草地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仰望阳光灿烂和燕子斜飞的天空，手拉着手。我感觉他在哭泣，但我不敢转过头去看他，怕羞辱了他。

有一天傍晚，蓬斯神父从布鲁塞尔回来，满脸喜色地猛蹬自行车，朝吕迪冲去。

“吕迪，你母亲还活着，周五她将坐幸存者专列回到布鲁塞尔。”

这一天晚上吕迪喜极而泣，哭得那么伤心，我都以为他在见到母亲之前会被自己的眼泪淹死。

星期五，吕迪天不亮就起来漱洗、穿衣、擦皮鞋，一身资产阶级的打扮，我们以前从没见过，我差点认不出他。他头发抹了发胶，整齐地梳到招风耳朵后边，非常兴奋，不停地喃喃自语，从一个念头跳到另一个念头，话说到一半又停下，变成另一个话题。

蓬斯神父借到一辆车，决定我也可以一起去，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离开黄别墅。由于吕迪的喜悦，我把对自己家庭命运的担忧暂时搁置一边。

布鲁塞尔，细雨纷飞在灰蒙蒙的建筑物外墙，我们的挡风玻璃也蒙上一层透明的水汽，人行道上的水花闪着微光。一到指定接待幸存者的大旅馆门口，吕迪就冲向穿着金边红衣的门童。

“钢琴在哪里？我要把妈妈带到钢琴边，她可不是个一般的钢琴家，是演奏高手，她能开独奏音乐会。”

在酒吧看到那架锃亮的钢琴后，人家告诉我们幸存者已经到了。在经过清洗虱子、蒸气浴消毒后，他们现在正在餐厅用餐。

吕迪在蓬斯神父和我的陪伴下直奔餐厅。

一群肤色黯淡、皮包骨头的男人和女人，一色的黑眼圈，眼睛空洞无神，虚弱得几乎拿不动手里的刀叉，低头喝着手里的汤。我们走进去时，他们根本没注意我们，只是贪婪地吃着东西，生怕别人阻止他们吃饭。

吕迪扫视了一下餐厅。

“她没在，还有别的餐厅吗？神父。”

“我去问问看。”神父回答。

一个声音从一条长凳上传来：

“吕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