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第4/17页）

日瓦戈走到萨沙近前。这个满脸胡子的陌生男人，大概吓着了萨沙，萨沙不喜欢他。当日瓦戈弯下身去时，萨沙倏地站起来，抓住了妈妈的衣襟，气鼓鼓地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大胆的举动把萨沙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赶忙投进母亲怀里，把脸埋在她的衣服里，伤心地哇哇大哭起来。

“真是的，真是的，”冬尼娅埋怨着他，“萨沙，你怎么能这样。爸爸会以为萨沙不好，萨沙是个坏孩子。你亲亲爸爸，让他看看，你亲得多好。别哭，哭什么，不要紧，小傻瓜。”

“随他去吧，冬尼娅，”日瓦戈说，“别难为他，你也不必懊恼。我知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了，把这事看得太认真，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这都是胡扯。其实是很自然的。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跟我熟了，拉都拉不开呢。”

可他自己走出房间时，心头也沉甸甸的，感到这不是好兆头。

四

几天过去了，他发现自己很孤独。他并不怪罪任何人。看来，这是他自己所希望的，现在实现了。

他的那些朋友们，不知怎么都变得平庸浅薄了。他们失落了自己的世界，也失落了自己的聪慧。在日瓦戈的记忆里，他们个性要鲜明得多。看来，过去他对他们估计过高。

过去，旧的社会秩序允许有闲阶级任情地想入非非，拿衣食无着的人作话题标新立异。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高谈阔论，但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大多数人都在忍饥挨饿。在那种条件下，多么容易把这些当成他们的真实面目和独特个性。

可下层民众刚一站立起来，上层阶级的特权一旦被废除，他们转跟之间就失去了光彩，毫无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看来他们实际上从未有过独立的思想！

现在日瓦戈感到亲近的，只是不尚辞藻、不唱高调的人，是妻子、岳父、三两个同事、普通的朴实的职员和工人。

享用野鸭和酒精的晚宴，按计划在他回家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宾客见过了面，所以宴会上他们不是头一次重逢。

在那饥荒年月，一只肥鸭对客人来说是稀世佳肴，可就着鸭肉吃的面包太少，使这顿美餐大为减色，甚至使人感到气恼。

戈尔东是把酒精装在毛玻璃塞的药瓶里带来的。在黑市上酒精属于最抢手的交换物。冬尼娅手里总是拿着那药瓶，需要喝时便倒出来一些掺上水，有时兑浓了，有时兑稀了，全凭她的感觉。喝后才发现，饮用浓度不同的酒，比喝同一浓度的烈酒更容易醉人。这也叫人气恼。

最使人不快的是，他们的晚宴与当时的条件太悬殊。简直难以想象这条小巷里还有谁家此时能如此大吃大喝。窗外是静悄悄、黑漆漆、忍饥挨饿的莫斯科。店铺里空空如也，至于野味和白酒，人们连滋味都忘记了。

看来，只有当你的生活与周围人的生活相仿佛，能淹没在生活的大海中时，那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独得的幸福并不是幸福。所以，当这鸭子和酒精在莫斯科成了唯一佳肴时，它们便不再是酒，也不再是鸭子了。这不由得令人黯然。

宾客也给日瓦戈留下了不快的印象。当年的戈尔东爱苦思冥想，寡言少语，不善辞令，叫人觉得可爱。他曾是日瓦戈的挚友，中学里大家都喜欢他。

现在他来了个自我否定，对自己的精神面貌作了不当的修正。他极力装得乐观豁达，追求机智俏皮，并且嘴上总挂着“有意思”、“多有趣”之类的话。这些不是他惯用的语言，因为戈尔东从来不认为生活是一种娱乐。

杜多罗夫到来之前，戈尔东谈起了杜多罗夫的婚事，他认为这故事十分可笑。这事在同事之间广为传播，日瓦戈还一无所知。

原来，杜多罗夫结婚已有一年光景，后来又与妻子离了婚。这桩趣闻最精彩却不可信的部分是这样的：

杜多罗夫被错征入了伍。他一边在部队服役，一边不断申诉。在军队里，由于他漫不经心，在街上不给长官敬礼，常常被罚去值勤。后来他复员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看见军官立即举手敬礼。他看花了眼，总觉得满眼都是军官的肩章。

这个阶段里他干什么都丢三落四，大大小小的错事不断。一天他在伏尔加河的码头上认识了两个姑娘，是姐妹俩。他们在等同一条轮船。由于他老有幻觉，仿佛左右都是军人，又由于有到处乱敬礼的积习，他变得神不守舍，还没看清姑娘，就爱上了那个妹妹，急急忙忙向她求婚。“多有趣，是不是？”戈尔东问道。但他不得不匆促收场。门外响起了故事主角的声音。杜多罗夫走了进来。

他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以前他是个懒散、任性的公子哥儿，现在却成了一个严肃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