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可避免的命运（第11/16页）

这些天来，他们两人无所不谈。戈尔东了解了日瓦戈对战争和时代精神的看法。日瓦戈讲到他无法接受人们互相残杀的血腥逻辑，讲到他如何不忍心看到伤员的惨状，特别是某些新式武器杀伤的可怖模样，不忍目睹伤残者死里逃生后的毁容模样，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一个个丑陋可怖的肉块。

每天戈尔东都陪同日瓦戈外出，在医生指引下，所到之处目睹了种种情况。他看到人们如何英勇顽强，如何以超人的毅力战胜死亡的威胁，如何临危不惧，为国捐躯。这时，他不由得因为自己无所事事的游荡而感到内心不安。但是于事无补的徒然唉声叹气，在他看来道义上也并不高尚多少。他认为，应该根据每人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诚实和自然地工作。

一次，他去西线一个流动的红十字分队。医疗小分队在前沿阵地上的急救站抢救伤员。他亲自体验到，伤员的可怖的模样，真能让人昏厥。

他们驱车来到一座大森林旁边，树木有半数已毁于炮火。满地断枝残叶、一片狼藉的丛林里，横七竖八地扔着打坏的炮车和运输车。树干上拴着一匹乘骑。林子深处，隐约可见的森林管理所的木屋，房顶已被掀掉一半。急救站就设在管理所的办公室里。另外在大路对面的林子里，还搭了两个灰色的大帐篷。

“我不该带你来，”日瓦戈说，“战壕近在咫尺，离这儿只有一里半到两里，我们的炮兵就在那边林子里。你听听那炮声。不要充英雄好汉，我不会相信的。你现在已经吓得没魂了，这并不奇怪。情况瞬息万变。炮弹很可能落到这儿来。”

林中小路旁边，一些年轻士兵疲惫不堪地叉开穿着沉重皮靴的双腿，或是趴在地上，或是仰面躺着，浑身污垢，前胸和后背都是汗渍。他们是伤亡严重的一个班幸存的士兵，刚从持续四昼夜激战的前线撤下来，到后方作短暂的休整。士兵们像石头似的躺在地上，连笑一笑、骂几句的气力都没有。林中小路上，有几辆双轮马车拉着伤员疾驶而过，士兵中竟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眼。这原是运枪支弹药的敞篷车，没有装弹簧，颠得十分厉害。可怜的伤员连骨头都快震断，五脏都要颠出来了。送到救护站后，只能紧急处理一下，匆匆忙忙包扎好伤口；对危急伤员，简单动一下手术。所有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前利用战火的间歇，从战壕前的战场上运下来的。数目多得令人咋舌，有一半已昏迷过去。

这几辆马车在管理所门口停下，卫生员抬着担架从门廊上下来接伤员。帐篷里一个女护士用手撩起幕布，探头朝外面看。现在她已经下班，没有她的事。帐篷后面的村子里有两个人在大声吵架。树木高大、空气清新的林子里，回响着他们的吵闹声，但听不清吵的是什么。伤员到后，吵嘴的两个人走到路上朝管理所去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军官大声责问流动医疗队的医生，要他说出树林里原来那支炮兵队伍转移到哪儿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这事与他不相干。他求军官别缠住他嚷嚷，因为伤员到了，他有事。可军官仍然骂个不停，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所有的人都骂了个遍。日瓦戈走到这位医生跟前，两人互相问了声好，就一起去森林管理所了。那位稍带鞑靼口音的军官，还大声骂着，一边从树上解下马，翻身上马，沿着小路进了林子。女护士一直在那里望着。

突然她吓得面如土色。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了！”她对两个轻伤员大喊起来。他们自己抬着一付担架朝救护站走去。护士从帐篷里出来，朝他们飞奔过去。

担架上躺着一个面容毁得可怖的伤兵。炮弹的底壳击碎了他的脸部，他的舌头和牙齿变成模糊不清的一团血浆，但人还活着，弹片打掉脸颊，深深嵌在牙床里。这位面容惨不忍睹的士兵，用非人的微弱声音，时断时续地呻吟着，任何人听到这声音也会明白，这是哀求人们快些结束他的生命，不要让他徒然受这痛苦无穷无尽的折磨。

护士觉得抬担架的轻伤员为他的呻吟所动，准备自己用手把吓人的弹片拔出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吗？这得由医生用专门的家伙来动手术。要是需要的话，医生会做的。”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啊，你就把他收容了吧，如果你确实存在的话！”

过了不到一分钟，当人们把这失去人样的伤员抬上门廊时，他大喊了一声，全身一阵痉挛，就气绝而死。

死者是预备役列兵吉马泽金。而那个在林子里大喊大叫的军官，是他的儿子，少尉加利乌林，护士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是当时的目击者。他们全都在此邂逅，聚于一处。可是有的彼此没有认出来，有的彼此从不相识。有的人以后一直不知道今天的相逢，有的人要到后来再次相遇时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