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可避免的命运

一

拉拉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卧室的床上，处于半昏迷之中。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和女仆在她周围低声说话。

斯文季茨基家客人已散，房间里都灭了灯。只有长廊式套间的中间的小客厅里，还亮着壁灯，昏暗的灯光投向一前一后的套间。

科马罗夫斯基在套间里走来走去，恼怒地使劲踩着步子，不像在别人家做客，倒像在自己家里。他时而探头望望卧室，看有什么动静，时而踅回来往另一头走去，经过缀着银色珠串的圣诞树来到餐厅。餐桌上满满登登的佳肴还没动过。每当街上驶过马车，或者桌上窜过一只小耗子，绿色的高脚酒杯就叮叮作响。

科马罗夫斯基此时怒不可遏。他心里充满烦恼和矛盾。这事多丢脸，多不像话，他简直气疯了。如今他的处境岌岌可危。这件事会败坏他的声誉，他要不惜任何代价，及早防止流言的扩散，防患于未然；如果消息已经传开，要在开始时就把它压下去。此外，他再次感到这个无所顾忌的疯姑娘确实令人倾倒。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与众不同。她身上有一种特有的气质。看来他是无可挽回、伤透人心地毁了她的一生。她竭力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命运，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为此她拼命奔突，不断地向命运抗争！

不论从哪方面考虑，他都应该帮她一把。是否给她租间房子呢？但绝不可再去碰她，相反应该回避她，远远地离开她，不要使她犯疑。要知道她可不是好惹的，弄不好还会干出意想不到的事来！

可往后的麻烦事还多着呢！这件事不会就这么了结的。法律没有睡觉，现在还是夜里，离出事还不到两个钟头，可警察局的人已经来过两次。科马罗夫斯基在厨房里和警察分局长解释了半天，才把一切对付过去。

可事情越来越复杂。得要提供证据，说明拉拉是朝他打枪，而不是针对科尔纳科夫。即使有了证据，事情也没有完结。拉拉的责任可能减轻些，但她还要受到审讯，她还是有罪的。

毫无疑问，他科马罗夫斯基将尽全力阻挠审讯，如果起诉成功，他将设法弄张精神病医师的诊断，证明拉拉开枪时精神错乱，失去控制，这样诉讼才可以了结。

想到这儿，科马罗夫斯基才开始平静下来。一夜过去了。太阳光束从外面投射进来，从一个套间穿到另一个套间，朝桌子和长椅下面探视着，像窃贼或当铺的估价人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去卧室看了看，知道拉拉并没有好转，就离开斯文季茨基家去找一个熟悉的女律师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她是一个外国政治流亡者的妻子。她的寓所共有八间房，但她用不了这么多，而且花销太大，就租出去两间。其中一间不久前又空了下来，科马罗夫斯基便给拉拉租下来。几小时后，拉拉被送到了这里。她仍高烧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她患了神经性热病。

二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思想先进的妇女，反对偏见，同情和支持一切她所谓真正“进步和有前途的”事物。

在她的五屉柜里，有一本由起草人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挂在墙上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丈夫，她的“善良的沃伊德”，在瑞士一次群众游园会上和普列汉诺夫一起照的。他俩都穿着柳斯特林短衫，头戴巴拿马草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第一眼就不喜欢这个生病的女房客，认为她是装病，用心险恶。拉拉昏迷时的呓语，鲁芬娜认为全是假的。她信誓旦旦地说，拉拉是模仿狱中的甘泪卿。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成天乒乒乓乓地用力摔门，大声哼歌，在她那几间屋里旋风似的出出进进，整天敞着门窗换空气，以此来表示对拉拉的鄙视。

她的寓所在阿尔巴特街一幢大楼的顶层。冬至以后，从窗子望出去是一片辽阔的蓝天，像春汛期浩淼无际的河水。半个冬天，这寓所总是充溢着即将来临的春的气息、春的前奏。

习习南风从气窗里送来暖意。火车站汽笛呜呜地吼着。卧病在床的拉拉，百无聊赖地回忆着遥远的往事。

她常常记起他们一家七八年前从乌拉尔到达莫斯科的那个晚上。那是难以忘怀的童年往事。

他们乘坐马车从车站穿过昏暗的小巷，穿越莫斯科城到旅店去。街灯迎面照来，然后又落在他们身后，把拱背的马车夫的影子投在墙上。他的影子越变越长，失去了比例，有时把路面和房顶都遮住了，直至忽地消失。然后一切又从头开始。

幽暗的天空中，莫斯科数不清的教堂大钟当当地敲着，地面上来来往往的马车辘辘作响。就连五光十色的橱窗和灯光，拉拉觉得好像也和大钟、车轮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震耳欲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