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者与写作（第10/13页）

创作笔录：开花的梦

当我还是个四岁上下的孩子时，经常跟奶妈一起经过一家女修道院。仅仅只有一次，那修道院的大门是开着的。我看到里面的孩子们正在吃蛋筒冰淇淋，玩铁链秋千。我看着，为那场景深深着迷。我想进去，但是奶妈说不行，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第二天，门关上了。可是，年复一年，我都还在想着，这场我被拒之门外的奇妙聚会上究竟还发生了些什么。我想要翻墙过去，但是我实在太小。有一次我还去捶打那墙壁——我一直都很清楚，在那里面有一场奇迹般的聚会仍在继续，但是我却无缘进去。

精神上的隔离，是我大部分创作的基本主题。我的第一本书与这个主题相关——几乎整本书都与此相关，并且，此后我所有的书也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之相关。爱——尤其是不可偿还、不能接受爱意之人的爱——乃是我所选择描写的怪诞奇异角色的核心。人们身体上的不可去爱和不可被爱，正是他们精神上不可去爱和不可被爱的标志——即他们的精神隔离。

理解一部作品，对于艺术家而言，去注视，去感知，去体验那些作者所写的东西，在情感上切合中心很重要。在哈罗德·克勒曼之前——衷心感谢他执导了《婚礼的成员》——我想我很多年前就已经在那个房间里导演过了其中的每一处细节。

在作品完成之前，一部艺术作品的内蕴几乎不能被作者所感知。这就好似正在绽开着的梦境。念头静悄悄地生长、抽芽，在作品完成的过程之中，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灵感纷至沓来。在创作过程中，一粒种子在生长，就好像在大自然中那样。创作的种子藉由有意而为的精心炮制和无意识的巧思妙想，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争斗来生根、成长。

我仅仅理解局部。我理解角色，但是小说本身却无法对焦，以至于含混不清。清晰的情节会在任何时刻到来，没人能够弄明白什么时候，尤其是对于作者而言。在我这方面，它们常常伴随着巨大努力而来。对于我，这些启示乃是用心琢磨所得到的恩赐。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催生。对于依赖于这些启示的一个作家而言，它既危险又美妙。在长达数月的混沌和艰辛之后，灵感开花结果，如与神明同行。它总是从潜意识中而来，没有办法控制。有那么一整年时间，我在写《心是孤独的猎手》，却又完全不理解它。每一位角色都在跟一位主角对话，但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甚至几乎已经决定，这本书不应该是长篇小说，应该将它分拆成一些短篇故事了。但是，我却可以感觉到，当萌生此种念头时，身体内部产生了一种残缺感，我对此感到绝望。我已经写了五个钟头，于是到外面去透了透气。突然之间，当我横穿一条马路时，我想到了哈利·米诺维茨这个所有其他角色都与之对话的角色，他是个不一样的人，是个聋哑人。于是，骤然之间，这名字变成了约翰·辛格。这本小说于是被清晰对焦了，我也第一次全心接纳承认了《心是孤独的猎手》这本书。

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来自美国大使馆的约翰·布朗前来拜访，他伸出长长的食指说：“我钦佩你，卡森，因为你的无知。”我问：“为什么？”他回答道：“黑斯廷斯战役发生在哪年，是关于什么的？滑铁卢战役发生在哪年，是关于什么的？”我说：“约翰，我认为我并不怎么在意。”他说：“那就是我的意思。你不会让现实发生的事情来影响你的思想。”

在《心是孤独的猎手》几近完成的时候，我的丈夫提到，在邻近的镇子上要召开一次聋哑人大会，他觉得我会想去参加，并且观察他们。我告诉他，这是我最不会去做的一件事，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我对聋哑人的构想，不希望再被干扰。我推测，詹姆斯·乔伊斯也具有一样的品性，因为他住在国外，从未再次造访过他的故乡，他的都柏林感觉是永远固定的——也正是如此。

一位作家的最大优点，就是直觉，过多的事实会阻碍直觉。一位作家需要知道太多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的东西他不需要知道。他需要知道种种人间事，即使它们并不“健全”，如同他们经常所称的那样。

我每天都认真阅读《纽约时报》新闻版。我知道那条发生刺杀案的情人小巷的名字，以及那些《纽约时报》从来不去报道的细节情况，这些是很有趣的事情。在斯丹登岛[124]那起尚未解决的谋杀案中，有趣的是，当医生和他的妻子被刺死时，穿的是摩门教徒[125]的中袖睡衣。莉兹·玻顿[126]的早餐——在那个她杀死她父亲的、闷热难当的仲夏日——是羊肉汤。细节描写总是可以比概述提供更多的亮点。“耶稣左胸被刺破”这件事，比区区“耶稣被刺破”要来得更加煽情和更吸引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