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

克里希广场。我在练功房的扶手杠旁边度过了许多时间，脚尖都出血了。由于伸展四肢，大腿根也撕裂了。柳波芙说，我是一个容易冲动的女人，然后笑着拿起一支金嘴的红香烟，那是她从她失去的俄罗斯弄来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的。我不得不去路边喊出租车，我跛着脚，行走困难，双脚火辣辣的，大腿一瘸一瘸，像只鸭子。出租车司机很犹豫，不知该不该让我上车，好像我是个疯子或是危险人物。他最后也笑了，说：“看到你走路的这种样子，我还以为你要分娩了，会在我的车后座破水。这么说，你是个舞蹈演员？在哪个酒吧跳舞？”

我想当个女舞蹈演员。柳波芙对我说，哪有人30岁才学跳舞。我把一大沓绿色的钞票放在桌上，“我今年27岁，夫人。我小时候跳过舞，一直跳到16岁。”她耸耸肩，更用力地抽她的金嘴红香烟：“那你还要我干什么？”

我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在成为明星之前，甚至在能跳芭蕾之前，让我当一个初学者，一个穿着可笑短裙的小女孩，一只动作敏捷的小老鼠。到了28岁就来不及了。真讨厌，柳波芙化了妆的眼睛似乎这样对我说。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当做一个疯子。

“那就每天晚上6点，我上完课以后来。”我说：“可我不想一个人上课。我想跳芭蕾。”她更使劲地抽她红色的金嘴香烟，说：“我想明天单独见你，然后再作决定。”

菲茨不高兴了。我参加晚会老是迟到。到斯泰因、默菲、莫洛伊、古本基安、马罗纳家里吃饭时，我几乎不露面——please, leave me alone.[24]

有时，我能闻到你腋窝里的汗味，他说。有时，我在出租车里忘了重新打扮，他还说，我就像个街头女郎。我给他丢脸了。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在圆顶酒店的地下室，卢卢帮我补妆。我想，她的可卡因对我没有任何作用，但我还是服了，因为她说，悄悄地喝一大杯美国威士忌，会让我显得更加高兴，更加自豪。

有时，我非常不愿意去盥洗室，宁愿坐在卢卢身边，看着客人们往茶托上扔小额硬币。有人下楼专门为她买烟，还有一些人对她做些神秘的动作，她消失在衣帽间，用一张折成四折的纸币换来一张折成八折的小纸条，里面装着卢卢要的量。

可以听见男人们在小便池里撒尿，听见他们冲水，但听不见水龙头里流水的声音，也听不见香皂滑动的声音和擦手布卷的转动声。之后，他们会抚摸你的脸，会给你的面包片涂黄油，你会吻着他们的手指表示感谢。弗朗西斯喝醉的时候，也会忘记洗手。那时，我恨不得杀死他。他一上床，挥动床单扇风时，便散发出虾的味道。他们自己怎么就闻不到呢？如果他们知道，如果他们闻得到那种虾味，或意大利奶酪的味道，或死尸的味道，他们会脸红，会从床上跳下来的。

可是，不，他们闻不到。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他们现在最主要的活：躲避他们自我吹嘘而自己却感到厌恶的身体。

我走进了司各特写作的小客厅。等待他的手指迟疑不决，等待打字机的铅字离开纸张、在重新击打下去之前悬空的几秒。司各特从椅子上惊跳起来。

我问他，我一定叫喊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我在相片上认不出自己来了？为什么我这个满脸笑容、一头金发的年轻女人，那么机灵，那么讲究，长得像个演员，头发卷曲，像只小羊羔，10天后却变成了一个可怕的老太婆，下巴方正、满脸皱纹、粗鲁得像个罢工的码头工人？

司各特转过身来，盯着我：“对我来说，宝贝，你还是原来的你。”

我不让自己用“办公室”这个词来指他写作的房间，办公室是职员、打字员、承保人和有钱的大老板用的，他们有自己的房间和带滑轮的写字台以及属于他们的皮椅。作为一个穷人——一个不光彩的穷人，他太时髦了。

来了客人，我总是对他们说是“他的私人客厅”，或者说是“工作间”。可我不欺骗自己，我对自己说，那是“散发着恶臭的房间”，烟草和高级烧酒混杂在一起的味道甚至把墙壁都污染了，那个男人不再关心自己的身体，他早上和晚上都会忘记淋浴，一周都不洗一次澡。这个男人变得吝啬了，模样都变了，懒洋洋的，听之任之。

我并不后悔自己的孤独：无论是在公寓还是在别墅里，人们从来就不想着替我留一个房间。啊！一个堆杂物的地方我都会感到很满足，一个小房间，让我也能写作。理想伴侣的计划中没有，无望的一代（那是自恋的白人家伙搞的东西）[25]的清单上也没有。

如果能把路易斯阉掉，我会高兴坏了的。割掉他制造分泌物的那两个蛋蛋。他对那个玩意儿感到很自豪，好像那是两个癌似的。唉，就像没有写字台一样，我也没有干那种事所必需的解剖床，而且，也没那么残酷。我身上的那个坏女孩已经疲惫了。厌烦了。很快就要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