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之死：镜次一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老医生本奈特，我们的家庭医生，步履蹒跚地从客房走出来，轻轻地关上身后的门。老得不能再老的本奈特医生就是一堆皮囊和皱纹的集合，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出生的时候就是他剪断脐带，捧着我红扑扑、皱巴巴的小身子递给我母亲的。本奈特医生为我们治愈的疾病不计其数，他身怀古代名医——其实他就是——的魅力和医术。如今为我父亲送终的还是他。他从父亲的房间走了出来，并把听诊器从他的老耳朵上摘下来，看着我们——母亲和我，然后摇摇头。

“我无能为力。”他用他毛糙的嗓子说道。他想把手抛到空中以宣泄愤懑，但是他没有，他太老了，做不出这样高难度的动作。“我很抱歉，非常抱歉。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要安慰爱德华的，还有什么话要说，我建议你们现在就去说。”

我们已经预料到了。母亲握着我的手，勉强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这对她来说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当然不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的个子和精神都萎缩了，虽然还活着，但是和生活保持着距离。她的目光垂下来，失去了焦点。现在我看着她，她看上去那么无助，仿佛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或不知道自己是谁。自从父亲回家等死，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许多。他死亡的过程也在一点点地消磨我们。仿佛父亲每天不去工作，而是去游泳池后面的空地为自己挖坟墓。他也不一次挖好，而是每次挖一到两英寸。仿佛这是让他如此疲劳、让他生出黑眼圈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母亲口中的“X光疗法”。仿佛每天晚上他挖完坑回来，指甲盖里嵌满了泥，往沙发上一坐看他的报纸时，他可能会说，那个，进展挺顺利的，今天又挖了一英寸。母亲会说，你听到了吗，威廉？你父亲今天又挖了一英寸。而我会说，太棒了，爸爸，真棒。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尽管找我。

“妈妈。”我说。

“我先进去，”她抢白道，“然后，要是看起来——”

要是看起来他就要死了，她就会来叫我。我们就是这样说话的。在死亡的疆域里，言语总是戛然而止，你知道它们该怎样结束。

就这样，她站了起来，走进房间。本奈特医生摇着头，摘下眼镜，用他红蓝条纹的领带边缘擦拭着。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太老了，老得要命，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比他先死？

“爱德华·布龙，”他自言自语道，“谁会想得到呢？”

谁会呢？死亡是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我知道这话听着别扭，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是对于他来说尤其糟糕，特别是最后预备死亡的这些年，不断加重的疾病消耗着他的今生，并且仿佛在为他的来世做准备。

更糟糕的是，他必须留在家里。他讨厌这样。他讨厌每天早上在同样的房间醒来，看见同样的人，做些同样的事。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一直把家作为加油站。一个巡游的爸爸，家只是他去往另一个地方的中转站。他为了一个模糊的目标而工作。是什么驱动着他？不是钱，我们有钱。我们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几辆车，后院还有游泳池；好像没有什么我们真正买不起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升职，他有自己的公司。是比这些都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就好像他生活在一种恒久的渴望中：到达那儿，但无论是哪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战斗，以及之后的战斗，这场战争永无止境。所以他不停地工作再工作。他每次都要离开好几周，去纽约、欧洲或日本，并在某个奇怪的钟点回来，比如晚上九点，倒上一杯喝的，占据他的椅子以及有名无实的一家之主的头衔。而且他总是有些精彩的故事要讲。

“在名古屋，”某个这样的晚上，父亲坐在他的椅子上，母亲坐在她的椅子上，而我坐在他们脚边的地板上，“我看到一个有两个脑袋的女人。我向你们发誓。一个美丽的双头日本女人，她非常优雅、非常美妙地做了茶道表演。真的没法说清哪个脑袋更漂亮。”

“根本不存在双头女人这种东西。”我说。

“真的吗？”他说，用眼睛逼视着我，“这是十来岁就见多识广的小先生说的，非常感谢你。我认错。”

“真的吗？”我说，“两个脑袋？”

“而且千真万确是位女士，”他说，“实际上是个艺伎。她大部分时间都隐居着学习艺伎界复杂的传统，极少在公众场合出现。这样就能解释你的怀疑了。我非常幸运，通过一连串生意上的朋友和政界门路得以进入深闺密室。当然，我必须假装完全不觉得她有什么古怪之处；假如我动一动眉毛，这份羞辱就会被载入史册。我仅仅像其他人一样端起了我的茶，低声说了一句‘ども’，这是日语‘谢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