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所有故事都是爱情故事 专访库斯图里卡（第3/4页）

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您的电影和小说中，葬礼、婚礼和新生命的孕育常常会同时出现，这些仪式背后有什么隐喻意义吗？

库斯图里卡：不是每个故事都这样，但我确实常常这样做。我就像夏加尔一样，喜欢描绘同样的主题。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会批评我。对我来说，这些生命中最重大的时刻代表着生与死之间的联系。所有的人生都在这两极之间摇摆，谈到生，就会谈到死，这是自然而然的。每个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就像蜡烛一样，人们无法理解，当蜡烛熄灭之后，一切都不复存在，于是就只能想象死亡之后是什么。就比如，昨天我们基督徒庆祝了耶稣受难日，这大概是世界上基于想象的最美丽的寓言——耶稣基督回来了，复活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艺术、宗教，甚至上帝都是一回事。因为艺术与宗教表达了同样的隐喻。也正是因此，我认为上帝是一种文化。无论上帝是谁，我们的信仰一方面通过上帝、一方面通过艺术而最终传达出它的要义。

您在《在蛇的怀抱里》中说“宇宙是一个圆”，也是出于这些思考吗？

库斯图里卡：没错。尼古拉斯·特斯拉（Nicolas Tessla）说——顺便提一句，他也是塞尔维亚人，他曾经说过，虽然不能证明，但他相信——宇宙中有一颗种子，让我们置身于同一个圆里。而我认为这个圆是流动的，就像一种流通于我们“之间”的物质，使我们成为我们，使得人类生活生生不息。

塞尔维亚有两位非常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中国读者非常熟知的，伊沃·安德里奇和米洛拉德·帕维奇，您怎么看这两位作家？

库斯图里卡：安德里奇是一位神，因为他不仅通过隐喻和象征来表达，而且他深入到巴尔干文化中那善良与邪恶的种子的最深处。伊沃·安德里奇对于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这片土地之外的人，都仿佛一部字典，他让人们可以看到在这片难以抵达的遥远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对于我们的意义，相当于托马斯·曼之于德国。我认为他是最好的，也是最伟大的文化人物。而帕维奇，他很有意思，但对于塞尔维亚以外的人来说更有意思。

跟拍电影相比，写小说对您来说有什么不同呢？

库斯图里卡：写作的时候，你必须调整自我表达的方式，因为现代社会，读书的人也会去看电影。所以，当我写小说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排斥影视的方式。我常常会回忆起很久之前见心理医生的经历，他会帮助我提取记忆，重建过去的情景。拍电影和写小说类似，你在提取记忆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故事。记忆是这一切的源头，是记忆让故事有了灵魂。因此，人类需要记忆。而今天，西方世界对于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似乎不再需要记忆，不再需要历史。他们试图简化一切过程和结果，那么因此而产生的就是空白。科技也在入侵我们的私人空间，因为任何社交媒体都建立在人们互相关注的基础上，我们暴露在别人的目光之下。一旦进入这种关系网，你就在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而阅读是不同的，当你阅读和自由表达的时候，你才会进入当下社会仅存的一点自由空间。

但是你也谈到了遗忘和记忆之间的矛盾。

库斯图里卡：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能力，你就活不下去，因为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糟糕的事情。如果你不去筛选自己的记忆，那么你的脑袋可能会爆炸。举个例子来说，在学校里，你喜欢一个女孩，而另一个男生也喜欢她，他甚至因此打了你。如果你不能把这事抛在脑后，你就会疯掉。但记忆也是在循环的。你忘记了一件事，你又会记住其他事，你的记忆不会停留在一件事情上。记忆在流转。你的大脑中有一个巨大的、无法定义的宇宙。人们对大脑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表面，或者说是一无所知。记忆存在于人性和人的灵魂的深处，是记忆决定了我们是谁，而遗忘使我们能够活下去。

那么写作是否是提取记忆，建构另一种记忆的方式？

库斯图里卡：记忆和你对现实的感觉交织在一起。如果你的记忆是碎片化的，或者只是生活中的一段场景，如果不能构成完整的故事，那么你就需要激活你对现实的感受。无论是创作电影、小说，还是其他的艺术，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要创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局部。现代艺术有这样一种倾向，以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为代表，他认为米开朗琪罗不好，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价值，他把鞋子、把骷髅画在名人的脑袋上。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垃圾，它们不会留存后世，因为真正的艺术，是要探寻到记忆深处，探寻到人类生活和人性的深处，展现人类文化、历史，和未来的力量，展现它们最有力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