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没有边境的写作 中文版序／余华（第2/3页）

泽蔻母亲阿依达说过，等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她就把丈夫斯拉沃一个人丢在那儿，独自远走高飞，连地址都不会留给他。泽蔻的哥哥戈岚“整天眼巴巴盼望着自己什么时候能拿已故的父亲起誓”，“戈岚毫不掩饰这个关于父亲的阴暗念头：‘赶紧断气吧，老东西！’”

这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婚姻中的陌生人》，库斯图里卡描写了一位与斯拉沃上尉决然不同的父亲，布拉措·卡莱姆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

我的父亲，布拉措·卡莱姆，热衷于讲述女人们的英勇壮举。他最喜欢的女英雄有圣女贞德、居里夫人、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当他讲起一位母亲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情绪变得十分激动，就连心脏周围的衬衣都随之颤抖，他松了松领带，最后，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法西斯从萨拉热窝上空丢下一颗炸弹，莫莫·卡普尔的母亲，用自己的身体为她的小蒙西罗搭起一道屏障来保护他。最后他得救了，可卡普尔同志却在爆炸中丧生！”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我看着他，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没错，哭了！不知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我——是我父亲，还是关于这个母亲的故事。

莫莫·卡普尔是一位作家的名字。小说里的“我”，也就是布拉措·卡莱姆的儿子，是一个小痞子，此后冒充莫莫·卡普尔的名字招摇撞骗，而且信口雌黄把当时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科学家切多·卡普尔说成了他的叔叔，与他的痞子伙伴科罗和茨尔尼整天鬼混在一起，做过的坏事一卡车都装不下，科罗是他们的头儿。库斯图里卡恶作剧般的描写里时常闪耀出正义的光芒，这让我们看到库斯图里卡是一位情感丰富和视野开阔的创作者，他在叙述里让痞子小卡莱姆自我感动地给两个痞子伙伴科罗和茨尔尼讲了那个高尚的故事：

我们三个聚在商店门口，喝点儿啤酒，然后等着佩顿的几个小崽子们，好向他们收过路费。我开始讲起莫莫·卡普尔母亲的故事，却突然鼻子一酸流起眼泪来。科罗立刻抓住我不放：

“哭唧唧的那个人哟……小娘们，走开！”

“就一滴眼泪而已！”

“一个痞子，一个真正的痞子，才不会哭呢。哪怕他老妈刚咽气！”

“那你呢，你老子死的时候，你兴许没哭吧？”

“不许扯我的事儿，记住了？！我是你的头儿。快点儿，咱们到那上面去！”

那位热衷于讲述女英雄壮举的父亲布拉措·卡莱姆是一个瞒着妻子在外面寻花问柳的高手，库斯图里卡这样写道：“我父亲并不是按照南斯拉夫标准打造出来的。他身高一米六七，脚下垫着四厘米的增高垫；他的衣服都是找裁缝量身定做的，每次总要十分留心，让裤脚遮住增高垫。”布拉措·卡莱姆对他儿子解释用增高鞋垫是因为他的脊椎，不是为了身高。而他的小痞子儿子觉得男人们的增高鞋垫与女英雄们的光荣事迹不无关系，他注意到父亲看女人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送秋波”。让女人被盯得难以承受：“好了，卡莱姆同志，求您了！您让我不好意思了。”有一天他父亲从萨格勒布回来后与母亲争吵到深夜，科罗为此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这表明他在萨格勒布的情妇都把他榨干了。”

这就是库斯图里卡的恶作剧，让一个崇敬女英雄的男人到处搞女人，最后竟然跟儿子在一对姐妹那里汇合了——儿子的是姐姐，父亲的是妹妹。小说结尾的时候父子两个达成默契，父亲请儿子帮个忙，儿子问什么忙，父亲说：“如果哪天我突然死了，你必须第一个赶到我身边，你得收好我的电话簿，让它永远消失。”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好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事例，也是发生在东欧那里，不是塞尔维亚，当然我不能说出那个国家的名字，以免我的朋友日后被人对号入座。这位朋友在他父亲五十岁生日即将来到之时，与他留学时认识的一位法国女同学联系，邀请她来自己的国家游玩五天，所有的费用由他来出，条件是陪他父亲睡一觉，那位法国女同学同意了，于是他父亲在五十岁生日的晚上与一位年轻的法国女郎共度良宵，他则是陪着母亲喝酒聊天到天亮。在那里，男人过生日时与家人吃完晚饭和蛋糕后，就会出去和朋友们在酒吧里喝酒喝到天亮，所以这位朋友的母亲没起疑心，而且有儿子陪着聊天感到很高兴，她不知道这是儿子的拖延战术。这位朋友的父亲后来得意扬扬地把这个特殊的生日礼物告诉了自己的弟弟，让他的弟弟十分羡慕，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他五十岁生日时也能送上这样的礼物。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父与子这样两个男人之间的阴谋，是那些母亲和女儿和姐妹们无法探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