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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立刻给他倒咖啡，而是走过去，站到前窗边。那只冠鸦正在它经常栖息的树枝上盯着我看，还低了低头，像是在耸肩膀。我不知道鸟是否有肩膀，是否可以将折翅的弯处称为肩膀。它看上去像高傲的动物，猫科类的动物。进入秋天以来，它就一直栖息在那里，有时候我会把它忘掉，有些天又会再次注意到它，感觉就像初次见到它的那一次，当时，我在四张椅子上都坐了一遍，似乎以此避免独自一人吃饭。它收了收双翅，身子往前一倾，差点撞到地上，这才又张开翅膀，我后退了一步。它看起来好像要直接穿过窗玻璃似的。一个急转身，它的翅尖碰到了玻璃，而后朝艾瑟尔湖的堤坝飞去。我看着它远飞而去，眼里不觉噙满了泪水。

听他清了清嗓子，我转过身来。对了，他想来点咖啡——加糖的清咖啡——是的，他也不会拒绝来块杏仁蛋糕的。

死了就是死了，走了就是走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父亲希望葬礼悄悄进行似乎有点太自我了，葬礼不是为死者举行的，而是为了那些还活着的人们，所以，参加葬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亚普来了，阿达和孩子们来了（维姆没来，他厌恶死亡，而且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年轻的奶罐车司机也来了。“你怎么……”我正要开口，站在他身后的阿达用大拇指和小指做出电话听筒的样子，然后举到耳边和嘴边，抱歉地耸耸肩，头歪向一边。

“共同面对，这很重要，”他对亚普说。

“小伙子，你说的对，”亚普回答。“完全正确。”

即便我有点怀疑，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葬礼是否已经渐渐成为年轻的奶罐车司机的习惯，这可是不正常的行为，我对此并不在乎。我又一次看到，在墓穴底部更深处同样是一块白色的薄板，看上去像是纤维板。葬礼时间不长，没人上去致辞。天气晴朗，气温接近四月底的平均数。我向坟墓里撒土，不是一把，而是一铲子，葬礼中我喜欢这么做。我认为，如果撒了一把泥土可还没落到棺材上就被风吹走了，等于半途而废。只有罗纳尔也这么做。

“你觉得新来的司机怎么样？”我们在厨房里坐下来后，加尔裘问。阿达煮了些咖啡，我事先在蒙尼肯丹的面包屋里买了一些城堡杏仁蛋糕。都是为父亲的葬礼准备的。男士们喝的是荷兰琴酒，特尼和罗纳尔喝的是带泡泡的饮料。

“我觉得她话有点多，”我说。

“是的，”他说，依旧那么笑着，“我听说了。”他的笑容不再让我感动。

“你们也是农民吗？”亚普问特尼和罗纳尔。

“我们还是孩子，”特尼纠正他。

令我吃惊的是，讣告在报纸上刊登后的几天里，路边的绿色邮箱陆续寄来了不少卡片，有好几十张。一张是牲口商寄来的，葬礼两天后，他从新西兰回来了。连农夫克拉斯·范·巴伦也寄来了一张，他跟我同岁，由于没能好好照料他的羊，羊也只好被带走了。亚尔诺·科佩的父母寄来了卡片，老奶罐车司机的遗孀也寄来了卡片，当然，还有不少卡片来自许许多多的远房亲戚，众多的远房姑、表、堂兄弟姐妹，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姓范·沃德伦。

我给丽特和亨克寄了张卡片，他们在布拉班特肯定看不到我们的报纸。尽管我原指望能收到一张丽特寄来的也许并不友好的卡片，但她压根就没有回复。即使从此以后我永远没有她的信息，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亨克回了一张卡片，他在卡片的背面写道：我知道了，我深感惋惜，他是个好人。我现在还骑着他的自行车，我把它带回家了，因为车锁我锁不上，不带回家怕被偷了。我会怀念他。再见！亨克。他选的卡片上有一组动物：一头驴、一只狗、一只猫、一只公鸡。我忍不住发笑。“真可爱，”阿达说。“它们是不莱梅镇的音乐家，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我尤其喜欢那头驴。我想，他的卡片一定是他从货架上精心挑选的。

两个星期前，我过了五十六岁的生日，当时在德国。他想开车通过艾瑟尔湖的堤坝，而我却想开车直接穿过新的圩田。要是开我的那辆欧宝士官生车，在去丹麦的半路上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就开着他的车通过堤坝。刚开到纪念碑——也就刚开了一个小时——他把车停了下来。我们望着车外的瓦登海，各自点起一根烈度中等的凡·尼尔烟。之后，我们继续开车前往他的家乡——过了吕伐登就是那个小村庄。他带我参观了他制作鹰板的棚屋，这些鹰板他卖给来自弗里斯兰省各地的顾客，根本无需做广告。“你说我怎么会喝得起荷兰琴酒(2)呢？”他边说边倒了两杯酒。“就凭我这点养老金？”他还带我去了他埋狗的地方，就在花园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里一棵长满节瘤的梨树下面，梨树上的花早就掉光了。他将两块金属焊接在一起，做了个十字架，竖立在梨树下，被挖起来的泥土依然堆积在那里。起居室里有个大书架，上面的书至少是过去帮工小屋里的书的两倍。他又给我倒了一大杯酒，但自己没有倒，因为他要开车。我一饮而尽：我不想待在弗里斯兰省，我还想继续往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