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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站在窗口。这么说并不准确，应该说他倚靠在窄窄的窗沿上，额头紧贴着窗玻璃。卧室里光线暗淡，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一样：雾蒙蒙的，太阳虽竭力想破雾而出却难以如愿。

“你是怎么过来的？”我问。

他说了句什么，但我没有听懂。

“你说什么？”

他用手臂把上身稍微撑起来一点，挺直后背，使脑袋不再靠在窗户玻璃上。“那只冠鸦不见了，”他说。

“什么？”

“那只冠鸦，它飞走了。”

我的视线越过父亲的身体，又透过卧室的窗户，我看到了从厨房正面的窗户望出去从未看到过的情景：那棵歪脖子白蜡树的树枝上如今空空如也。

“看来，它不是在等我。”

“对啊，它当然不是在等你。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

“我原以为它在等我。”他的手臂开始颤抖，脑袋也开始晃动。

“要真是那样就太好了，”我低声嘀咕一句。

“你说什么？”

“自己走，回到床上，”我说。

“我做不到。”

“怎么做不到？你刚才就是自己走到窗口的，不是吗？”

慢慢地，他转过身，可他的右手始终不肯离开窗沿。他望着自己的床，就像一个犹豫不决的跳远运动员在打量前面的起跳板。一英寸，又一英寸，他一步一挪慢慢地把脚从窗户旁边移开。“我做不到的，”走到半途，他说。

“行的，你能做到，”我说。“不要放弃。”

他没有做到。我上前去帮他。我把他扶起来，走到床边。我正准备让他躺下去，电话铃又响了起来。随它去响吧。如果我赶过去接了，说不准听到的依然是那种压抑的静默。电话铃一共响了七声。我让父亲在床上躺下来。

“我能走路了，”他说，到现在依然气喘吁吁。

“你知道谁死了吗？”我问。

“不知道。”

“阿里。”

“哪个阿里？”

“那个奶罐车司机。”

“不可能！”

“是真的。”

父亲卧室的门上没有钥匙。亨克卧室的门外也没有钥匙。我走进房间，坐在亨克的床上。钥匙插在门里面的钥匙孔里。我躺下来。窗帘拉得严严的，房里间很是昏暗。我抬眼看着天花板，我意识到，如果我身边有个人，如果我已经结婚生子，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成了家，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摆脱自己的父亲，内心不会产生任何愧疚之感。

我站起来，把钥匙从钥匙孔里拔了出来。我走出房间来到过道，把钥匙插进父亲卧室门的锁眼里。能用，不过直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起来，我才意识到它真的能打开这把锁。里面没人吭声。我将钥匙从锁眼里拔出，拿着钥匙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又把它插了回去。

这两间卧室都在过道的右边。正对着楼梯的过道尽头开了一个天窗，不过天窗里照不进多少亮光：楼上一天到晚都像黄昏一样。在过道尽头，靠着天窗，左手边还有一个房间，它没有那两间卧室大。也许这房间的楼下就是挤奶间，但大小只有挤奶间的三分之一。“新房间，”母亲直到去世的那一天都一直称它为新房间。我不知道这间房本来打算做什么用的，它是在六十年代的某个时期跟挤奶间同时建成的，但建成后，却从没用过。我从来没进去过，房间的门也永远关着。它的地面跟另外两间卧室一样，铺的也是深蓝色的地毯。这个房间怪怪的，今天我算是破天荒第一次踏进了这个房间，心头就是这种感觉。里头虽然有股霉味，但依然萦绕着一种新房间特有的气味。那堵斜面的墙上开了一扇相当大的威卢克斯窗(1)，因而房间里上面很安静比过道上要亮堂许多。但里面没有任何摆设，所以真的没必要进来。

我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两只驴子正待在围场最远的那个角落里。今天一大早，我又把它们放出来了。它俩总是形影不离，只有在随意走动或一溜小跑时才会偶尔分开，但它们会立即惊觉到对方不在跟前，于是又迫不及待地聚到一起。下楼之前，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

刚才的电话是床具店打来的。后来，那位笑容可掬的床铺销售员又打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他早些时候给我打过电话。床明天就送过来。我想知道具体的送货时间，他说他也没办法说得很确切，“明天上午的什么时候吧。”挂电话之前，他还建议我买个答录机，这样的话，如果有人想留言就方便多了。

鸡舍、驴棚和厩肥堆的后边，沿水沟长了一溜共八棵柳树。其中的七棵树干挺拔，但有一棵朝水沟的方向倾斜悬垂。对于这棵树，我多年来一直采用同一种处理方式：端来一架梯子，把梯子的两根支腿分别架在水沟的两侧，在两边找到合适的角度后，先拿一根短短的横杆把它平搁在两边的支腿上，再用锤子敲进几枚长长的钉子以固定住横杆（排水沟两边的高度不一样）。随后，我把一块木板放在梯子上，木板的一边搁在横杆上，基本上保持水平，再在木板上垫上土豆筐，这样就可以够到柳树的枝条了。我总是先从那棵歪扭的柳树开始，这棵树一旦搞定，其他的就不在话下了。手锯的钢刃如剃须刀一般锋利，用它来锯新长出的嫩枝毫不费劲。昨天修剪了六棵柳树，今天，胳膊和肩膀动起来不是十分的轻松自如。修剪了几棵柳树之后，我就休息片刻，远远地望一会儿在博士曼风车旁边田里的绵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