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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蒙尼肯丹之后，我就将车子开上了N247公路，并沿着公路一直来到伊顿(1)村，随后穿过村子开上了堤坝。如果到了伊顿还不离开N247公路，那么，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被困死在通往奥斯特赫伊曾(2)的路上。快到沃德(3)了，我稍作停顿，目的是为了更加仔细地观察从头顶飞过的鸟群：蛎鹬、乌鸦、银鸥还有黑头鸥。一辆小汽车急于从狭窄的堤坝上通过，突然摁响的喇叭声吓了我一跳。

“你在干什么？怎么把车停在堤坝上了？”阿达问我，她这个人连大山雀与蓝山雀有什么不同都弄不清楚。她穿着黑色中长外套，脸色略显苍白。

到了霍伦(4)之后，有一阵子，我得把车子开离堤坝。今天，风平浪静，雾气迷蒙。艾瑟尔湖遥遥在望，湖水与天空浑然一体。欧宝士官生的引擎罩下面不知是什么东西不断地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看来，我又得送它去修理了。来到奥斯特莱克(5)后，我拐个弯开上了左边的那条路。又过了十分钟，我的车在芬赫伊曾(6)殡仪馆的门前停了下来，殡仪馆的隔壁就是一家老人院。

“这种事情，他们怎么做得出来的？”阿达问。“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前来参加葬礼的人有许多是农民。从穿着打扮，一眼就能判断出来，因为他们几乎个个都身穿洗得干干净净的衬衣，衬衣外头又套一件“挺不错的工作茄克”。大家随灵柩从殡仪馆步行来到罗马天主教堂。在教堂，阿里的妻子对着棺材致辞，确切地说，她是试图致辞，因为刚开口说了一句：“阿里走了，”她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两位年轻的女子——估计是她女儿——站起来，搀扶着她回到座位。葬礼由牧师主持，当地的唱诗班吟唱一首哀伤的歌曲。短暂的默哀之后，六位头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男子走进来，他们将棺材抬起，扛上肩膀，走出了教堂。阿达走在我的身边，临时扮演我妻子的角色。她挽着我的胳膊，一路哭泣着。维姆，阿达的丈夫，他不愿意来。据阿达说，他害怕死亡，这样的场合他总是敬而远之，再说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墓地在教堂的后面，但并不紧挨着教堂，我们得走很长的一段路。途中，我们路过一家德波尔超市。这是一场很不错的葬礼：抬棺人把棺材放入墓穴，阿里的妻子和女儿往墓穴里撒泥土。我们正要回头往教堂走，年轻的奶罐车司机从后面赶了上来。“赫尔默，你能赶来参加葬礼，我真高兴，”他说。“还有你，阿达。在这个时候大家能够共同面对，真好。”

“啊，是加尔裘，”阿达说。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嘴巴里塞了一团棉花球。“这是我们最起码能够做的。”

我什么话都没说。年轻的奶罐车司机，他的话让我很有感触。加尔裘，难怪我一直记不住他的名字。即使在这里，在墓地，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他的笑是不由自主的。我们稍稍落在人群的后面。我回过头去，看到两个男人已经开始往墓穴里填土，他们不是一把一把小心翼翼的而是一大铲一大铲地往里填土。

随后，所有的人都回到殡仪馆，向阿里的妻子和女儿以及其他的家人表示慰问。我们喝了点咖啡，阿达吃了一片蛋糕，我吃了两片。

回去的时候，阿达提出要走另一条路。我们驱车穿过海姆(7)、布罗克代克村(8)到达霍伦。

“咱们从比姆斯特尔(9)走吧，”她说。“比姆斯特尔很美。”

我们抄近路斜穿过贝克豪特(10)，到了阿芬霍伦(11)和斯海默霍伦(12)。一路上，我都是跟着指向北比姆斯特尔的路标走。“从村庄之间穿过去吗？”我问。

“对，从村庄之间走。”阿达回答。

我向右一拐，开上了从北比姆斯特尔和中比姆斯特尔之间穿过的那条道。“要是能住在这儿该有多好，”阿达说。“你看，这儿多么开阔，而且，这儿的土地多好，地势又高。我们那儿总是很潮湿。又狭小又潮湿。”

“亚尔诺·科佩有没有动身去丹麦？”我问。

“还没有，他一月份走。”她带着向往的神情朝四周张望。“维姆很希望我们的地盘能再大一点儿，不是大很多，只要稍微大一点儿就好了。十来头奶牛，几公顷土地。”

“那样的话，你们也应该到丹麦去。”

“我的上帝，那可不行。你能想象维姆哪一天会离开家乡吗？”

“不能，”我说。“那样的事情，我还真是想象不出来。”几十年来，维姆一直住在我家的隔壁，可我几乎不认识他。

就在我们快要拐弯开上通往东南比姆斯特尔的路之前，阿达要求我放慢车速，她希望看一看乌尼康(13)这个地方，一饱眼福。“是啊，”说着，她眯缝起眼睛，仔细地观察着经过整修的农庄住宅。“我们开车回了家，可他们必须留下来，从此，丈夫没了，父亲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