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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是否会出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现在，正有一只冠鸦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它就栖息在那棵光秃秃的白蜡树的树枝上。在这一带，我从来就不曾见到过冠鸦，这还是第一回。鸟儿相当漂亮，但它确实惹我心烦。我几乎连一口饭菜都咽不下去。我起身换了个座位，坐在这个位子上，我可以透过那扇边窗看到屋外的景色。餐桌的四周摆了四张餐椅，我想坐哪张就可以坐哪张，反正，其他的三个座位都没人来坐。

平常，我都是坐在以前母亲坐的那张椅子上，也就是最靠近锅台的那个位子。父亲的座位在母亲的对面，他的后背对着正面的那扇窗户。亨克的座位背对着边窗，如果门没关，从他那里可以一直望到起居室的里面。我的座位背对厨房门，看到的常常是亨克的侧影，因为光线刚好从他背后的窗户射进来。不过这没关系，反正我对面的那个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当然清楚他的长相。现在，我重新坐回到我的老位子，可我不喜欢坐在这里。我站起身来，把面前的餐盘推到餐桌的对面，然后绕过餐桌在亨克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在这里，我又暴露在冠鸦的视线中，这一刻，冠鸦为了更加清楚地看到我，还把脑袋微微地歪斜着。冠鸦看着我的这种神态，令我不觉想起了几天前看到的那一幕：绵羊们列队站在那里瞪着我，二十四只羊都是同样的眼神。它们看着我的神情传递给我这样的信息：它们不只是动物，而是与我平等的生灵。以前，我不曾产生过这种感觉，即便是跟我心爱的两头驴子在一起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而现在，这只奇怪的冠鸦却让我生出了这样奇怪的感觉。

我推开椅子，起身穿过门厅，向前门走去。我跨出大门，走上砂砾小道。“去！”冠鸦侧歪着脑袋，一条腿动了动。“走开！”我大喊一声。直到这时，我才不安地向四周望了望。一个年纪不小的农夫，竟然跑出前门，冲着某个看不见的小东西大喊大叫，这可真是奇怪的一幕。

冠鸦居高临下地瞪视着我。我砰的一声关上前门，门厅里恢复了宁静。这时，楼上传来了父亲的说话声。我打开楼梯门。

“你说什么？”我喊道。

“有一只冠鸦，”他高声回答。

“冠鸦怎么啦？”我又喊道。

“你干嘛要把它赶走啊？”不管怎么说，他的耳朵还是很灵光的。

我关上楼梯门，重新回到餐桌边。这一回，我坐进父亲的座位，背对着正面的窗户。我食不知味地吃着三明治，嘴巴机械地咀嚼着。父亲还在喋喋不休地啰嗦着，我尽可能不去搭理他。

短短的十分钟之内，每一张餐椅都被我坐了一遍。假如这个时候有人看到我，人家一定会以为，我这是不想独自一人吃饭，我是希望同时假扮成四个人。

在给木构件上漆之前，我先把起居室的墙壁和天花板都刷成了白色。图画、相片和绣品从墙上取下来之后，原先挂东西的地方显现出几个淡淡的四边形痕迹。没办法，刷了两遍涂料才总算盖住了那些痕迹。我先到涂料店买了涂料和一把新刷子，然后又去了那家DIY商店。我发现店里有几款木制软百叶帘，而且，这些百叶帘居然跟家里卧室和起居室窗户的大小完全吻合。看来，一百五十年前流行的窗户规格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依然是常用的规格。安装百叶帘之前，我把窗台上剩下的最后几株植物也拿下来，扔上了厩肥堆。现在，窗台已经清空，卧室和起居室里都是蓝灰色调，一道道水平的光线透过百叶窗的格缝照射进来。早晨，我无需把百叶窗收卷上去，只是转动一下窄窄的百叶板。

我抱着一盒钉子、一把锤子还有一只沉重的土豆板条筐上了楼。

“你要干什么？”父亲问。

我把图画、照片和绣品逐一从筐里拿出来，开始往墙上挂。“你不是觉得圣尼古拉斯节很有意思吗？”我答道。“我们可以把房间也弄得有意思一点。”

“你在楼下干什么？”

“我干的事可多了。”我回答。我先把照片挂到绵羊图的四周。不过很快，我就不得不动用其他的几面墙壁。要挂起来的有镶嵌在镜框里的照片，照片有母亲和亨克的，也有荣获了冠军称号、戴着玫瑰花结的乳牛，还有祖父母和我的；还有我们出生（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时和父母亲举行婚礼时的绣品；还有一组由六幅蘑菇水彩画构成的系列真迹图。

“你这是干什么？”

“这样，你躺在这里就有东西可以看了。”我回答。

所有的东西都挂上了墙，我凑到近处，仔细地审视那些照片。其中的一张是母亲坐在扶手椅里的照片。她坐在椅子上，摆出一副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坐姿，双手十指交错，尊贵地放在大腿上，两腿矜持地并拢且稍微侧向一边——这姿势让她的上半身稍有点倾斜。母亲的眼睛看着摄影师，可那神情根本不适合她，带一点自傲，又似在勾引人，而稍稍向一边侧转的双腿让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我把这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放进土豆筐里；除了钉子和锤子，筐里已空无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