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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不认识她的人也许会觉得，壁炉台上的那张照片可笑至极：一个颧骨突出、眼睛鼓凸的农场主的老婆，好不容易算是把头发打理了一下，还竭力装出一副高贵端庄的姿态。当然，我是不会拿这张相片取笑的，因为那上面是我的母亲。不过有时候，我也会纳闷，为什么父亲——醒着的时候，他无疑会躺在床上望着老照片里自己年轻时英俊的模样——竟然会娶母亲为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端详着母亲的照片，想到躺在楼上的那个男人，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竟然嫁给了他。
现在，黑色大理石壁炉台上的物品已所剩无几：一个青铜蜡烛架，上面插着一根白色的蜡烛；一个旧铅笔盒，上面贴着一张白色斑纹奶牛画。别的小玩意儿以及其他的一些没用的东西，都被我一股脑儿收进了亨克卧室的一只箱子里。亨克的房间成了贮藏室，他的床从没让客人用过，而现在，各种各样的物品把床团团围住，那些物品都是他见到过、他认识的。如今，亨克的卧室成了一个旧日物品的汇集点，而就在这个房间的隔壁卧室里，还躺着一个还在继续呼吸的老古董。继续呼吸，继续唠叨。就在此时此刻，我还能听到他在嘟嘟哝哝小声嘀咕。他是在与那只冠鸦聊天吗？在跟墙上的照片还是那六幅水彩画上的蘑菇讲话呢？
我和亨克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我比他早出生几分钟。起初，大人们断定我们活不到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只有母亲始终坚信我们能够活下去。“女人就该生双胞胎，”据说，这是母亲第一次把我们抱在怀里给我们喂奶时说的话。不过，我不相信：这一类的说法总是从发生过的许多事、说过的许多话中被提炼出来，最终成了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一句话。其实，当时一定还说过许多其他的话，而这一句很可能是由父亲或医生说过的某一句话演变而来的。也许，母亲根本就没有说过什么。
我似乎记得一些我根本不可能记得的情景。从下往上，我看到母亲的脸庞出现在一个柔软、漂亮、高挺的隆起物之上。我看到她的下巴，记忆特别清晰的是，我还看到她微微鼓凸的双眼，她的眼睛并不是看着我，而是望着远处的某个地方，并非某个具体、特定的地方：田野，或许堤坝。那是夏天，记得我自己的脚还碰到了别人的小脚丫子。母亲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但她的眼睛似乎能洞悉一切；父亲是个不停地说话的人，可他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只要他一路经过，总能听到他在大呼小叫。
有人在敲窗户。特尼和罗纳尔站在前院里，一边大呼小叫一边打着手势。我向门口走去。
“赫尔默！驴子跑出来啦！”罗纳尔说。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他巴不得驴子天天都跑出来。
“它们还在院子里呢，”特尼说。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他也听出来了，他的弟弟其实巴不得驴子天天都跑出来。
他们抢在我的前面，飞奔着绕过了房屋的拐角。“慢一点！”我在后面喊。
驴棚的门半开着，两只驴子就在门前的几棵树之间，离驴棚门大约五码远。平常用来带门的那根绳子现在挂在水泥柱子上，随风晃荡着。我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行啦，”我说。“你们最好还是把驴子赶回去。”
“你说的是谁？”罗纳尔问道。
“你说我说的是谁呢？还不就是你们俩。”
“为什么是我们俩？”
“原因嘛。”
现在，驴子跑出了驴棚，特尼和罗纳尔就害怕了，不敢碰它们了。这倒有点像水龙头：小时候，你拧开了水龙头，过后却不知怎样关紧它，看到那么多的水从龙头里喷涌而出，你就会感到紧张害怕，这时的水龙头在你的眼里就成了庞然大物。
“原因嘛？”特尼说。“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意思就是，”我答道，“我知道是你把那扇门打开的，因为你偷懒，不愿意从门上面爬进来；我还知道罗纳尔也跟着你学，而且他进来时又把门开大了一点儿。”
“啊——噢，”罗纳尔说。
特尼狠狠地瞪了弟弟一眼。
“行啦，”我说。“去推吧。”
“推什么？推门吗？”
“不是门，去推驴子。”我慢悠悠地走到驴棚的门边，先把门提起来一点，又推着门转了一圈，把它开到最大。两个小家伙站着没动，他们看着我，有点不敢相信又有点害怕。
驴棚就在鸡舍的隔壁，冬天，驴子常常长时间地待在驴棚里。驴子最讨厌脚被弄湿。驴棚里很干爽，地面上垫了一层干草。驴棚宽十六英尺、进深二十英尺，门开在前边，门口还有个向外挑出的屋顶。驴厩的大小是十六乘十四英尺，是用隔栏隔出来的，这样，前边还剩下六英尺的空间，那里堆着几大捆干草和一袋燕麦；还放着一只箱子，我常常把甜萝卜和过冬胡萝卜存放在箱子里；还有个架子，架子上放着一把大刀、一个马梳、一把刷子、一把粗锉刀、一个用来为驴子剔除蹄子下面小石块等杂物的蹄签，还有一把刮刀。驴子待在厩里的时候，特尼和罗纳尔没有哪一天不过来转上一圈，他们常常坐在干草捆上或者就坐在驴厩里铺得厚厚的稻草上。他们最喜欢的，便是外面的天空开始慢慢变暗而驴棚里面的灯已经打开的那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发现他们仰面躺在驴子身子的下边，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克服恐惧，”特尼回答，他当时大约六岁。罗纳尔打了个喷嚏，因为到了冬季驴子身上的毛发就长长了，这时候正好垂下来蹭到了他的脸蛋。可是现在，就因为驴子跑出了驴棚，他们就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