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最后几辆有轨电车,在夜色中悄悄行驶。玛丽亚伊尔菲—斯特拉斯,我们感到恐惧占据我们的心。再走几步,我们就又要到协和广场。乘地铁,一连串令人放心的车站:杜伊勒里公园、王宫、卢浮宫、夏特莱。我们的母亲,在孔蒂滨河街等候我们。我们会喝一杯薄荷茶,望着河中客轮投到我们房间墙壁的影子。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巴黎,爱法兰西。一月份的一天夜晚,我们的表兄,这位犹太画家,摇摇晃晃地走在蒙帕纳斯街区这边,在气息奄奄中喃喃说道:“卡拉,卡拉,意大利。”他偶然生在意大利的里窝那城,本来也可以生在巴黎、伦敦、华沙,随便什么地方。我们是在塞纳河畔布洛涅出生的,属于法兰西岛省。离这里很远,杜伊勒里公园。王宫。卢浮宫。夏特莱。美妙的拉法耶特夫人。绍德洛斯·德·拉克洛斯36。邦雅曼·德·贡斯唐37。这位难得的斯丹达尔。命运曾经恶搞了我们一下。我们再难见到我们的国家了。在玛丽雅伊尔菲—斯特拉斯、维也纳、奥地利,总像丧家犬一样饿死。谁也保护不了我们。我们的母亲不是死了,就是疯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父亲在纽约的住址。同样,莫里斯·萨克斯的地址、阿德里安·德比戈尔的地址,也都一概不甚了了。至于夏尔·列维—旺多姆,给我们留下的那种好印象,就没有必要再去回想了。达尼娅·阿西塞夫斯基,因为听从了我们的建议送了命。德·埃萨尔也死了。洛依佳想必逐渐习惯了异国的妓院生活。穿越我们生活的那一张张面孔,我们不会费力去紧紧抱住,搂住不放,去爱他们。再小的举动,都无能为力了。

我们到了布尔加坦,坐到一张长凳上,忽然听见木制假肢踏地面的声响。一个汉子朝我们走来,一个有残疾的大汉……他的双眼闪着磷光,而他那一缕头发和小胡子,也在黑暗中发亮。他咧着嘴的笑态令我们心跳。他伸着左臂,臂膀终端是一副铁钩。我们猜得不错,在维也纳曾遇见过他。命运的安排。他身穿奥地利下士军装,让我们越发害怕了。他吼叫着,威胁我们:“六百万犹太人!六百万犹太人!”他哈哈大笑,笑声直透我们的胸膛。他企图用铁钩剜我们的眼睛。我们慌忙逃跑。他边追赶边重复:“六百万犹太人!六百万犹太人!”我们跑了很久,穿过一座死城,一座伊斯城。霍夫堡、金斯基宫、洛布科维茨宫、帕拉维西尼宫、波西亚宫、维切克宫……铁钩上尉还在我们后面追赶,他扯破嗓门唱着《希特勒民众》,用木制假肢敲打着铺石路面。我们似乎是这城中惟一的居民。我们的敌人杀了我们之后,就可能像幽灵一样,在这些空空如也的街道上游荡,一直到时间终了。

格拉本街道的灯光照亮我的思想。三名美国游客说服我相信,希特勒死了很久了。我拉开几米距离跟随他们。他们踏上多罗特阿—加斯大街,走进头一家咖啡馆。我坐到餐厅的里端,身无分文,对伙计说我在等人。他微笑着给我拿来一份报纸。我看报才知道,昨天夜里,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巴勒杜尔·冯·希拉赫从斯潘多监狱出来,乘坐黑色梅赛德斯轿车走了。希拉赫在柏林希尔顿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他明确表示:“很遗憾让大家等了这么久。”他在照片上穿一件套领线衫,无疑是开司米的。苏格兰制造。绅士。从前纳粹德国时期,维也纳的区长。五万犹太人遭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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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棕褐色头发的女子,手掌托着下颏儿。我心想她神态如此忧伤,独自待在这些喝啤酒的顾客中间干什么。毫无疑问,她属于我所优选的人种:这类人面部线条很突出,但是很脆弱,看得出来饱受苦难。如果不是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换了另一个人,他一定会拉住这些弱者,恳求他们恢复生活的信心。而我呢,我总是杀掉我爱的人。因此,我所选择的人都特荏弱,毫无自卫能力。譬如说,我就是惹我母亲忧伤致死——她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驯顺。她哀求我治好肺结核。我却冷冷地对她说:“肺结核,这病就治不了,潜伏在这里,必须养着它,就像包养一名舞蹈女演员。”母亲垂下脑袋。后来,达尼娅请求我保护她。我却递给她一个吉列牌特种钢刮胡刀片。不管怎样,我那是迎合她的渴望:陪伴一个肥胖的大活人,她会感到非常无聊的。就在那胖人向她炫耀春天大自然的魅力时,她却偷偷地自杀了。至于德·埃萨尔,我的兄弟,我的惟一朋友,不正是我破坏了他的刹车,让他在极安全的情况下出车祸丧命的吗?

那年轻女子以惊奇的目光打量我。我想起列维—旺多姆讲过的话:用溜门撬锁的方式闯入人们的生活。我坐到她的餐桌旁。她嘴角浮现一丝微笑,那忧伤的神态令我心喜。我当即决定要信赖她。何况她有一头棕褐色头发。金黄色肌肤,粉红色脸颊,瓷器一般的眼睛,这些都触动我的神经。浑身上下都显示健康和幸福,大大吊起我的胃口。我的方式的种族主义。大家会谅解一个患肺结核的犹太人有这种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