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如一的作家

我着眼于经典文学的翻译，很少眷顾当代文学，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是我最早介绍的作家之一，而且一气就翻译了他的三部小说，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审时，我力荐了《夜半撞车》。二〇〇七年，上海九久读书人约我组稿再版莫氏的小说，四部中《星形广场》是我新译的。上世纪末，莫迪亚诺的女儿，如果我没记错，名叫玛丽，参加暑期汉语培训班来到北京，通过带队的汉学家白乐桑约我见面。我交给她漓江版的两本书（包括六篇小说），题赠给她的父亲。可见，我同莫迪亚诺虽未谋面，还是相交匪浅。

百变不如一坚守

翻译他的几部小说，最初印象就是每本书都写寻找，追寻自己的记忆和别人相关的记忆，在迷茫中寻找迷茫的过去。他的小说串联起来，宛如回旋曲，反反复复演奏着同样的旋律。

莫迪亚诺获奖后，终于出面澄清：“我一直觉得，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我一直在写同一本书。”写同一本书，意味表现同样的主题，在图新求变成为潮流的今天，他这样坚守如一实属罕见。采访者问他，差不多五十年来，不同的美学潮流前赴后继，他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莫迪亚诺明确回答：他对理论没兴趣。他不为新潮所动，那么受什么动力支撑，坚守如一写作下去呢？

普鲁斯特用后半生写下长河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是什么动力使他坚持下来的呢？不过是“追忆”二字。莫迪亚诺的处女作《星形广场》，有一个情节值得注意，主人公犹太青年什勒米洛维奇要模仿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写一种小说体的传记。比物此志，是莫迪亚诺有心抑或无意透露出来的信息呢？纵观莫迪亚诺文学创作历程与成果，至少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他同样是“用记忆的艺术”，构建了他的文学世界。

现在再看他这文学世界的第一块基石，二十二岁写成的《星形广场》，能说那时他就预见了他要创建的世界吗？恐怕未必。他向采访者坦言：“总是写同样的主题和意象，我写作的时候毫无意识，是后来才觉察到的。”由此可见，他在初创时期，也只有一种朦胧的蓝图。从无意识到逐渐意识明确起来，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并不是规划好了的，不像普鲁斯特那样，事先就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图；但是毫无疑问，两者都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内动力——记忆。

记忆的万花筒

莫迪亚诺被父母遗弃的童年、动荡不安的青少年岁月，给他留下了萦怀一生的记忆。他自己就坦承：“我的童年让我感到恐惧，有一些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并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不过，这只是记忆的一个方面，他还有没来得及记下来的记忆，还有他出生前就存在的记忆。这阵势可就大了，记得的和不记得的、生前就存在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就化为一个奇妙的万花筒。

记忆的万花筒，是由莫迪亚诺制造的，打着“纽约，什勒米洛维奇公司”的标牌。这种品牌的万花筒具有特异的效果：“一张人脸，由上千发光的碎片组成，形状不断地变化……”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公司是《星形广场》的主人公犹太青年什勒米洛维奇的父亲开的。莫迪亚诺大玩了一把，在万花筒里看到了这个犹太青年千变万化的形象，于是诞生了他的处女作《星形广场》。

巴黎星形广场位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西端，中心矗立着凯旋门，道路向四面八方辐射。处女作采用这个地名，以及这个广场的特点，自不待言，在莫迪亚诺心中藏有重大的寓意。书中那个犹太青年登上蒙马特尔山顶，向巴黎宣战：“现在，巴黎，我们两个拼一拼吧！”就像巴尔扎克笔下那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拉斯蒂涅。莫迪亚诺是个老巴黎，肯定多次登上蒙马特尔山，但他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是否也向巴黎宣过战，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个场面至少透露出青年莫迪亚诺的心声，他在《星形广场》中，不是表示要效仿普鲁斯特吗？而且他还明确说“要占有普鲁斯特和塞利纳的笔、莫迪里阿尼和苏丁的画笔，要占有格劳乔·马克斯和卓别林的怪相”。

莫迪亚诺要占有的这些：记忆的艺术、流浪汉文学、现代派画笔和人生怪相等等，也许都是他出生前的记忆吧；还有他父母生他之前，在二战期间不光彩的经历，这一切，经过他忘却的记忆的加工，切成无数发光的碎片，放进万花筒中。于是，他从这个自家制造的万花筒里，摇晃出来五花八门的场景，构成了《星形广场》。这部小说通篇笼罩着虚幻的气氛，各色人物和每个事件似真似幻，在错乱的时空中交汇，盘根错节，扑朔迷离，构成了亘古至今少见的人世乱局。各种形式的记忆，在这部小说里化为梦幻，打破了政治、宗教、文明的所有禁忌，拿各种大人物和名人开涮，首先就自占田地，拿他出身的犹太家庭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开涮，文笔犀利，痛快淋漓，充分显示一个为逃避兵役而注册大学、一堂课不上而混社会的文学青年冲击文坛的凶猛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