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梦》背叛

电话。电报。或者告诉特里。

我的朋友特里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八卦的。我和他相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几个小时后我做的任何评论就被特里广播给了大量观众，包括朋友、熟人和陌生人。我不太记得我是怎么认识特里的：我猜他是我朋友的前男友的前男友。所有这些八卦让人难以记得：特里总是和我们圈子的人开战，因为他向不该说的人说了不该说的事。

我很想写特里的八卦并无恶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总有恶意的部分：他小时候在派对上交换了盐罐和糖罐，只为看人们喝一口咸茶的表情。但是这里面又有影响力：让我们参加其中但并不过分——我们可以把特里告诉我们的八卦包装成另一个特里的故事：你能知道特里这次干了什么吗？

特里的每个派对都值得八卦。他住在过时的曼哈顿上东区远东（far-east Upper East Side of Manhattan）一栋六十年代高层中，他的公寓里面能挤上百人，三四十人可以舒服地住下。特里在澳大利亚念寄宿学校，并以此从新加坡移民到纽约，他从事时尚业。他的朋友有新加坡籍移民、东村（East Village）画廊老板、澳大利亚橄榄球运动员、时尚杂志助手，还有其他各类人物。特里身高只有五英尺（约1.52米），圆脸，所以尽管很瘦的时候，看起来仍然矮矮胖胖的。认识特里的人还注意到的一个特点是他的尖牙：他的尖牙非常尖，很突出，似乎要刺破他的下嘴唇。

我刚认识特里时，他有时会喝醉。之后几年，他喝醉的次数更多。现在几乎天天买醉。他背着一个超大号挎包，里面装满了书、围巾还有其他东西。我总怀疑里面至少五分之一是伏特加，要么就是一大瓶。我刚认识特里时，他在时装店工作。之后几年，他自己开了一家背心公司，做的背心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也将会是以后最漂亮的，包括出色的手工孔雀毛背心和彩色丝带编织的背心，在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成为世界上所有婚礼上新郎热选物品。之后，他为私人客户定制礼服裙。但是金融危机让客户量大减。再之后，我记得他除了帮朋友做衣服，根本不工作了。

特里喜欢打电话聊天。他打电话的时间都非常不合适：朋友正好抵达；正要坐下吃晚餐；去看电影时快迟到了。我和特里的友情早于来电显示，我注册来电显示服务部分也是因为特里。这样我可以看到他打电话了。他基本不留信息；我在来电显示看到是他在打电话，不会每次都接。我经常告诉自己，我马上就回电。我常常做到了，又没做到。

特里精彩的生活在脸书状态上尤其明显。他很早就开始使用并且对其充满热情。他记录了他烹调的食物和食材（生蚝、海胆、安康鱼肝和新鲜的小山羊肋骨）；记录一次高中同学聚会；记录他在附近散步；记录需要过多帮助的朋友（他极度讨厌免费修改）；记录没有标签的香槟且他不知道是谁送的。他还发布和偏头痛、减重、像秃鹰一样的游客相关的推文，全部都用一种搞笑、尖酸、夸张的语气。我们见面的次数从几乎每月一次到几个月一次，再到一年两三次。

上次我和特里见面是为了吃点心，他出现得很早。特里总是很早，特别是参加派对时，而且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你已经洗好餐具，清理了房间，把家具回归派对前的位置，甚至都刷好牙了，才终于送走了他——特里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会离开派对。

我希望那次点心餐我能记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只记得特里喝醉了。当时是早上十点，特里醉得一塌糊涂，说话含糊不清。他骄傲地大声宣布，他昨天晚上过得很丰富，今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喝伏特加，以缓和一下。

之后，我们在脸书上聊了几个月——他给我的一些推文点赞，我给他的一些推文点赞，我们相互发信说必须见面。但几个月过去了，我没注意到，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系。之后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特里去世了——当然，他是自己喝太多了才导致的。他不再吃东西，只喝酒，他走得太远，而且不愿意被拯救。

同一位朋友之后打电话告诉我她正在帮忙组织追悼会。地点将在上麦迪逊大道（upper Madison Avenue）弗兰克·E.坎贝尔（Frank E.Campbell）葬礼教堂，时间为周六——我和我丈夫大卫（David）已经计划在那天出城。当然那天人肯定很多，没人会注意到我们是否在场，所以我们决定周末按计划出行。不过我们周五晚上出门去乘火车时改变了主意。毕竟，特里一直以来都是好朋友。所以我们给接待人打电话道了歉。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到了葬礼教堂——既然要去，我们想要确保有座位。教堂不大，我们不想站在后面。大卫穿着特里为他设计的背心——黑色和白色缎面织成的宽棋盘格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