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礼物》人类之死（第2/4页）

我觉得自己可能活不过三十岁，甚至是二十五岁。我内心还充满了一种恐惧，也许是我在无意中让其他人染上了这种病，这种恐惧是如此强烈，我只跟人分享过一次，我对大卫·贝尔说过，至此再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大卫是少数几个我可以交心的人；他也有同样的恐惧。

那段时间在大学里的生活很离奇：白天我主要在食堂和课堂里待着，当时同伴们最大的担心是某个考试能不能过，某篇论文能不能及时交，或是能不能在某场戏里拿下一个角色；而大部分晚上和周末时间，我都在和正在死去的年轻人聊天。

志愿工作是我暂缓恐慌的办法。

所以在纽约度假时我也自愿参加了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以下简称为GMHC）——偶尔为那些无法出门的人带食物，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热线上。热线在曼哈顿切尔西街区附近一栋褐石建筑里的一间小房间里运行。我当时的日常是：白天做临时秘书；然后在一家叫切尔西厨房的店里买一份墨西哥玉米煎饼；然后一边大口吞煎饼一边一坐几个小时不停地接电话。

我在GMHC的指导员叫巴里。他个子很高，身材瘦长，头秃了大半，嘴巴很毒。这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巴里不是个喜欢闲聊的人。至少不喜欢和我闲聊。

一夜又一夜，我都在答复糟糕的来电。而让人感觉更糟糕的是我们对艾滋病依然一无所知，资源更是少得可怜。大部分时间我们除了听着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某个晚上，我忍到了极限。我刚跟一个年轻人聊完，他坐在家里他爱人的尸体旁，整个城市找不到一家殡仪馆愿意来收尸。我帮他把我们名单上的电话一家家打过去，终于找到一家愿意的了。另一通电话是一个偷渡到纽约市（NYC）的家伙想要知道能不能因为生病被遣返。他在抽泣。也许是因为卡氏肺囊虫肺炎呼吸不过来，我几乎听不清他讲话。我不停地说“抱歉”和“你能重复一下吗？”我们有一个律师也许可以帮助他，但我无法让电话那头的人足够信任我可以让他留下他的联系信息或是白天过来拜访。另一通电话来自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是同性恋但没有出柜，他的腺体肿胀，而且盗汗盗得厉害。会是艾滋病吗？当时还没有任何检测可以做，没有任何人知道是什么导致这种病的，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离知道这些还有好几年时间。我只能告诉他去看医生。我有一位可以推荐给他的医生。

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电话响了。

“GMHC热线，我能帮你吗？”我说。

电话另一端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艾滋？”她问。

“这个，”我答道，“目前没有什么检测可以做，但当你患有和它相关的机会感染时就会被确诊。目前有一些许多人都有的症状：盗汗、持续数周的腺体肿胀，体重下降。但这也可能是别的病症。事实上，如果你过分频繁地检查自己的腺体，也会让腺体肿起来。腺体本来就不能老被戳碰的。”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你有以上症状吗？”我问。

“没有。”年轻女人回答。

“有其他身体症状吗？比如伤口之类的？任何症状？”然后我肯定要加上这句，“你知道我不是医生。所以我没办法诊断任何事情，即使我是医生，我也没办法通过电话做诊断。如果你担心的话，你真的应该去看看你的医生。如果你没有医生，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位。”

“好的，”她说，“但你是怎么判断得病的？”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但好像是通过性传播的，也好像在共用一个针头的静脉注射毒品的人当中传播。”受过训练的我并没有催促她。

“好吧，我担心我得病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理发师是同性恋。”

突然之间，我有种预感这通电话会通往何处。

“好的，”我说，“那没有什么奇怪的。很多理发师都是同性恋。”

“是啊，”她重复道，“我很确定他是同性恋。我刚刚从沙龙回来。他给我洗的头。现在我就在想他可能把艾滋传染给我了。你懂的。他的手伸进了我的头发里。”

“天啊！”我说，无法控制住自己。然后我开始不按剧本走了。“听着，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

“好的。”她说。

“你手边有笔和纸吗？还有小手提箱？”

“有的。”她说。

巴里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但他从我手中抢过电话，然后冷静地安慰那个年轻女人。讲完电话之后，他转身面向我。

“我能问一下，尽管我想我可能知道，为什么你要问呼叫者有没有纸笔和小手提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