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怀念（第3/3页）

我从一数到十，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直到最终睡着。

葬礼上，我和其他人一样浑浑噩噩。我还有时差感。我发现悲伤和时差其实很像——世界以错误的方式转动，你睡不着，即便筋疲力尽也毫无困意，你晕晕沉沉，好像在生病发烧。前一分钟浑身发热，接着马上又觉得冷。最重要的是你觉得很奇怪，没有根基，无家可归。需要有点信心相信这感觉总会过去，恢复原样。人能够很快适应时差，却不能适应悲痛。时差很快就会消失，而悲痛就算能够减轻，在减轻前总要不断加剧。

当大卫·科波菲尔失去了妻子朵拉时，他想到：

这不是我去探究巨大悲痛之下我的精神状态的时候。我逐渐认识到未来没有什么出路，我生命的力量和行动就到此为止了。只有死亡能够为我带来庇护。刚刚遭受痛苦的打击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后来慢慢发现的。

当我失去大卫·拜耳时，一开始我不能相信他真的离开了人世。我一直期望他能再次出现，就像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在后面的章节里出现。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我终于适应了没有他的世界。这个世界因他的离去而改变，再也不能变回原来的模样。

还有一段时间我十分自责。大卫一直想来香港看我。我为什么不坚持邀请他呢？如果他来了香港，那天他就不会在纽约骑自行车，他可能还活着。我知道这样想不够理性，但是责备自己要比接受飞来横祸容易得多。

在五年时间里一个人能够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想到这我既感到幸福又感到悲伤。难以忘怀。深不见底。我不能说每天都会想起大卫·拜耳，但是我确实在很多时候都想到他。那些日子通常都是快乐的。想起他的几天后，我意识到自己想到他时并没有明显的失去感。

我喜欢谈论大卫——和我们的朋友，和他的男朋友——我喜欢跟别人谈起大卫。通常这让我高兴，但有时我也会非常想念他。

有人曾经告诉我当他极度想念已逝之人时，他就在脑海里编个小故事。比如，他会想象死去的朋友其实是在阿拉斯加的三文鱼罐头厂工作，那里很远，不通电话、没有网络。当我十分想念大卫时，我会想象他在罐头厂、小船上或者是热带岛屿上。不久之后他就会回来，我就能见到他了。

葬礼结束后，大卫的父母想让我收藏一些他的遗物。他们送给我大卫的画作，还有一篇论文的复印件。论文是关于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一位十九世纪英国艺术家和评论家的，试图解释拉斯金对于自然的看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然的方式。论文的分析将文学、艺术、建筑囊括其中。

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系列作品和《大卫·科波菲尔》。每当我很久没有想起美丽而充满活力，像朵拉一样英年早逝的朋友时，我就会翻阅这些书。

去年，我遇到了在收容所的一位员工。他告诉我他喜欢这份需要与将死之人和他们的家庭打交道的工作，而且他时常从文学作品中发现智慧，既为己用，也与人分享。他给我看了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看到的语句。我翻阅着，发现了一句约翰·拉斯金的话：“我不开心时，听歌剧好像是狂风呼号；开心时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都很悦耳。并不是麻雀的叫声让我开心起来，而是因为我的心情让它变得动听。”

当我想起大卫·拜耳时，我要选择怀念他让我开心还是悲伤，是记住他的生命还是死亡？我努力选择开心，努力选择生命。